新经济下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框架的问题与改进分析
作者：mac 来源：文阅期刊网 日期：2021-08-03 09:10人气：
摘 要： 新经济已经逐渐演变成为一个具有丰富内涵、多元特征和动态发展的综合性概念，新经济发展及其带来的经济运行新变化给传统宏观经济政策框架的政策目标、调控思维、调控模式和政策工具带来了新挑战。基于供给创新、需求变化及其互动的视角，以新产品生产为切入点，对“传统经济”与“新经济”进行比较，可以揭示出新经济带来的主要变化及新冠肺炎疫情所产生的主要经济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需要进一步以稳定经济增长、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为目标，更加注意系统性经济金融风险防范，注重就业稳定和就业质量提升，不断创新和完善政策作用方式和工具，构建科学、灵活的宏观经济政策。
关键词 : 新经济;中国特色宏观调控;宏观经济政策框架;新冠肺炎疫情;
一、引 言
“新经济”一词最早出现于1983年的美国《商业周刊》,用来形容信息技术革命推动下的新产业和新发展模式。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国际工程科技大会上的主旨演讲中提出，世界正在进入以信息产业为主导的新经济发展时期。随着新经济的快速发展，相继出现了数字经济、信息经济、网络经济、平台经济、共享经济、智能经济等多个概念。在2020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七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数字经济是全球未来的发展方向，数字技术显着增强了抗疫和经济恢复能力，数字经济能够为经济复苏提供新动力。不过，针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不利冲击，面对疫情常态化发展态势，从各国的政策实践看，仍主要采取量化宽松、降低利率或大规模扩张财政支出等政策，这虽能防止经济进一步下滑，但却难以持续且不利于经济长远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忽视经济发展变化这一重要特征事实，习惯性地沿用传统宏观经济政策思路，只会使经济循环往复地陷入持续低迷困境。[1]为有效应对疫情不利冲击和实现高质量发展，政府应能够“于变局中开新局，在危机中育新机”,抓住疫情提供的特殊契机，通过进一步发展新经济帮助时下经济渡过难关。
新经济一经提出便迅速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埃里克·布莱恩约弗(Erik Brynjolfsson)认为，新经济是由数字技术等所产生的巨大技术进步带来的机器革命。[2]凯文·凯利(Kevin Kelly)将新经济的特点概括为以下三点：一是全球化；二是注重无形的事物，如观点、信息、关系等；三是紧密地相互联结。[3]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指出，“在新经济中，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同样重要，使用权超过所有权，可持续性取代消费主义，生产具有协同共享特征”。[4]张弛和张曙光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们认为，信息化生产力是一种与传统农业生产力和工业化生产力不同的新型生产力，必然存在一种新型生产关系，即会形成一种以“使用而非拥有”为中心，以异质性为特征的新型经济形态。在这种新型经济形态中，产生了分工协调方式和组织结构创新。基于这一认知，张弛和张曙光分析了经济行为假定、价值理论、产权理论和合约理论、利润理论、租值理论等基本理论问题上发生的重大变化以及由此可能面临的挑战。[5,6]任保平则关注到生产分工和组织结构变化背后的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内生力量以及面向生产和再生产的经济活动系列变化，并从传统政治经济学角度探讨了新经济发展给财富理论、劳动价值理论、生产力理论、商品理论、交换理论和再生产理论可能构成的挑战。[7]与此不同，戚聿东和李颖沿着技术特征、产业组织和组织结构变化的思路，对新经济的运行逻辑作出了底层推动力、内部运行系统、外部环境三个方面的阐释，立足微观经济学视角指出了在这一新运行逻辑下传统基于垄断、信息不对称、外部性和信息安全等因素而产生的政府规制需求的变化。[8]进一步地，舒红兵认为，新经济即能以自身供给创造有效需求的经济形态，它表现出以创新为主要驱动力，人力资本和高科技上升为核心生产要素，为推动新经济发展，需要在基础研究、基础设施建设、重大技术攻关和政府采购等方面给予财政政策支持，并根据新经济企业所处发展阶段匹配不同的融资渠道。[9]李成和李一帆认为，货币经济政策必须根据经济环境变化适时调整才能保障调控有效，因此必须清楚地把握经济运行脉络。[1]
综合上述研究可以发现，学者们对新经济的不同定义，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其所涉猎问题的考察维度、理论逻辑和政策取向。随着研究的进展，新经济已经演变为一个具有丰富内涵、多元特征、动态发展的综合性概念。从基本内涵看，新经济是与信息技术有关的新型经济形态，包括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和新业态。从特征表现看，主要包括：互联互通、重使用而非拥有、异质性、以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为主要驱动力、以人力资本为主要载体。从动态发展看，新经济在以人力资本为载体、以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为内生驱动力量的持续推动下，通过带动消费升级和产业升级高效链接了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各环节，从而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高水平动态平衡局面。在现有文献分析中，学者们已经将研究视角从中观的生产分工和组织结构变化层面转到宏观的生产供给层面，将供给与需求串联，并基于动态视角给出了新经济何以为“新”的解释。但现有文献中还未能进一步将“需求牵引供给”考虑进来，从而未能有效察觉到与供给创新、需求变化及其互动紧密关联的经济运行逻辑变化。本文将从此出发，在明确新经济发展带来的经济运行新变化的基础上，厘清疫情所带来的主要经济影响，对进一步调整宏观经济政策以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基于此，本文首先基于供给创新、需求变化及其互动的视角对新经济带来的经济运行变化作出全面分析，在此基础上，结合新经济的基本内涵与特征、传统宏观经济政策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基础，系统分析新经济发展给宏观经济政策框架带来的挑战，并指出疫情所带来的主要经济影响。最后，提出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框架的变革方向。
二、新经济发展带来的经济运行变化
新经济的供给创新、需求变化及其互动不同于传统经济，新经济的基础支撑、运行模式发生了巨大变化，由此，经济运行也发生了新的改变。下面从经济的运行效率、运行机制、内生驱动力量和外部环境三个方面进行具体阐释。
以简单新产品生产为例。新经济在技术推动和需求拉动两股力量作用下，催生出新的产品、工艺、市场、组织和资源等，故从技术进步和需求升级角度作出说明。[8]消费偏好本身存在次序，消费升级表现为需求向着更高质量的产品转移，消费者收入水平提高后，会增加对高质量新产品的需求。生产企业研发投入因此获得回报，从而有能力应对高层级的需求，并获得掌握先进技术的人力资本，从事更复杂的研发活动，更好地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10]高技能劳动者因从事高级别的技术创新活动而获得高水平的收入，积累更多的经验知识，为下一次创新做好知识储备，如此循环往复。越来越多的企业进行上述活动，带来产业升级和消费升级，并在宏观层面上推动经济增长，结果如图1所示。传统经济与新经济在这一活动中并无本质差别，差别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1)经济运行效率变化。
传统经济以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资本密集型产品为主，生产主要借助于各种大规模自动化机械设备实现。生产力水平还不发达，需求变化缓慢且生产生活更多关注需求数量的满足。其中，市场和企业作为主要的组织力量实现供求数量匹配，供给方根据所占据市场规模大小、要素成本和市场竞争等制定新的生产订单，需求方则根据收入水平和预期收入变化、产品相关价格等决定产品购买。新经济时代，需求变化快速且多元，生产生活更加追求质量和效率，与此相适应，生产以新型消费品为主，更加注重产品创新，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5G和工业互联网等新兴技术构成新型基础设施，通过与新商业模式的融合，如各类平台型组织的出现，推动生产向着大规模协作网络化和智能化转变，整个社会的生产能力显着增强，资源配置效率大幅提升。[8]因此，在新经济中，除市场和生产企业外，平台作为新的组织力量协助实现生产和消费即时互动，经济运行效率空前提高。
图1 新经济的运行逻辑
(2)经济运行机制变化。
传统经济是“生产什么消费什么，生产多少消费多少”,新经济以“消费”为主导。不同产品收入弹性不同，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产品需求向追求更具知识含量和复杂技术的高质量产品过渡。不仅如此，由于个体能力差异和偏好不同，因而产品和服务需求呈现出“多样化、个性化、定制化”特征，不同个体在各种社交圈的互动增加了需求变动的不确定性。需求的这些变化对生产供给和创新提出了更高要求。与此相适应，供给方面亦发生了不同于传统经济的改变，能够主动创造新的需求。主要表现在：生产企业利用新技术，借助于互联网平台实时把握“用户特征、购买行为、购买评价”等信息，构建用户画像以捕捉用户现实需求和潜在需求，实现新产品开发和精准营销。[11]通过与消费者持续互动建立起信息反馈和评价的长效机制，形成生产与消费之间的良性循环。区别于传统经济的企业联盟方式，在新经济中，主要采取网络化生产协作方式，利用模块化技术在生产企业间建立起网络化组织，形成时间串联、空间并联的生产方式，通过异质产品信息共享并行运作，极大地提升了生产企业的应对能力和响应速度。在生产过程中，处于不同模块的生产企业之间通过分工协作加强了知识和技术积累，处于同一模块的不同生产企业之间则通过差异化竞争推动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由此形成内生动力，推动经济发展。[12]面对生产过程日趋复杂和不确定性增加，生产企业正加速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以个性化定制为例，个性化定制是基于平台资源和智能工厂建设，将用户需求转化为生产排单，形成以用户为中心的按需生产，化解传统经济中长期存在的产能过剩问题，从而实现供求动态平衡。[13]不同于传统经济强调所有权，共享经济“重使用而非拥有”。基于网络平台，为盘活闲散资源，通过建立在“租”而非“买”的基础上，供求双方达到精准匹配，实现资源配置的最大化利用。[8]
(3)内生驱动力量变化。
与传统经济以资本和劳动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量不同，从前述分析可知，新经济以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为核心驱动力量，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能否持续至少与两方面因素有关，一是收入水平持续提升，通过收入分配结构不断改善以推动需求层次结构整体跃升；二是人力资本合理充裕通过不同的人力资本合理运用以利于多层次产品供应能力提升。图1中，在新经济发展带来的经济运行新变化中，经济运行系统形成了“供给创造需求、需求牵引供给”的动态循环，而实现“供给创造需求、需求牵引供给”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是“双循环”的题中之义。[14]因此，推进新经济发展在更深层意义上有助于“双循环”建设，保持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动力不仅关系到新经济可持续发展，而且与“双循环”畅通稳健、高效运转紧密关联。此外，外部环境变化也是影响新经济运行的重要因素。人们在收入和教育水平的稳步提升过程中，对社会的认知程度也会不断加深，消费观念随之改变，人们也越来越有意愿和能力购买更高质量的产品，由此通过扩大内需可以实现经济运行的良性循环。同时，金融服务变革与创新对新经济运行也产生着重要影响。金融以更好服务于实体经济为宗旨，在实体经济“新经济”化过程中，传统金融的支付和转账功能、信用评估和风险控制等方式不断进行着变革与创新，影响着经济稳定运行。
三、新经济发展对传统宏观经济政策框架的挑战
(一)对传统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的挑战
1.要求从追求总量型经济增长向质量型经济增长转变
根据新经济的定义，新经济的“异质性”和“重使用而非拥有”特征意味着经济主体对产品的关注从“量”走向“质”,由此过度追求数量规模扩张变得不合时宜。同时，在新经济下，消费需求日趋个性化、多元化，消费者更多关注产品和服务的质量。与这种消费需求变化相适应，生产者不再一味追求规模经济，而开始寻求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之间的平衡，生产开始趋于专业化、模块化、扁平化和定制化，产品生命周期极大缩短。消费者与生产者通过即时信息互动形成供求信息交互，生产者通过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系统形成个性化定制和精准营销，生产者之间通过异质需求、信息共享、分工协作和竞争生产以同时满足高质量、低成本和高效率要求的差异化产品。[15]上述需求变动和竞争压力推动一系列创新，引发经济结构不断处于动态调整中，引导经济朝着高质量发展前进。在这种经济运行机制下，过度强调总量扩张难以保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为新经济发展提供了特殊机遇，使得上述经济增长阶段表现得更为凸显。根据图1所示，在疫情期间，市场和企业组织力量通过消费升级和产业升级推动经济增长的态势面临更大阻力甚至一度中断，但消费升级和产业升级的基本面没有改变。生产面临停滞阻滞，交换、消费和分配环节产生了一系列的影响。由于高速、铁路和航空等主要交通干线中途停运，人们外出活动减少，消费与生产连接受阻，产品实现过程无法进行，资金回流遇阻，使得很多企业面临严峻的生存和发展挑战。需求数量和结构变化不确定性增强，原材料和劳动力供给受到影响，企业面临较大的生产和销售压力，反过来制约其生产扩张甚至出现生产萎缩，由此减少对各生产要素的需求，并可能引发恶性循环。[16]但基于新一代互联网技术的网络消费、平台消费、电商直播和以微信群为基础的代购等平台型组织却有力缓解了这一不利局面。通过在线教育、远程办公、无人配送、直播带货等解决了部分生产生活问题；同时，快递员、外卖员、网络营销员、微信群管理员等担当起生产与消费的媒介，拉近了消费者与生产者的距离。[17]可见，疫情加速和延伸了新经济发展，新经济发展畅通了国民经济循环，有助于经济恢复和高质量发展。
2.要求更加注重经济稳定和金融稳定
不确定性是经济波动的重要原因。不确定性的增大意味着更高的经济金融风险，宏观经济政策要求更加注重经济稳定和金融稳定。新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不确定性至少存在以下两方面：
一方面是市场需求和创新活动的不确定性。根据传统经济理论，个体之间彼此隔绝孤立，由此可进行需求的简单加总。新经济以互联网技术为基础，不同个体之间基于网络连接进行着知识和信息交换，以网络形式形成知识外溢，这表明需求具有个性化特征。由于网络的动态演进和疏密结构不同，不同个体在网络中的位置又不同，说明需求带有多样化特征。需求的这些特征意味着更复杂的结构变动，不确定性随之增多。同时，根据新经济运行分析，产品可看作是知识和技术的外化，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也集中表现为产品创新。[18]马克思将销售过程中产品向货币的转化过程形象地比喻为“商品惊险的跳跃”,产品能否全部售卖到消费者手中，关系到再生产能否顺利进行。[19]新经济企业虽然通过数字化、智能化方式显着增强了需求应变能力，但依然面临着大数据资源不大、数据信息质量不高、算力竞争力不强等制约，进而供求能否匹配成功有待考量，上述新经济需求变化亦增加了产品实现过程中的不确定性，最终表现为创新活动的不确定性。此外，根据凯恩斯的货币需求行为变化理论和弗里德曼的持久性收入假说理论，消费者获得收入后是否用于交易，还受到预防性动机和投机性动机的影响，消费者自身对于个人收入的预期也影响着产品购买，这也从侧面决定着创新活动最终能否获得回报。
另一方面是新金融引发的不确定性。由于监测难度大，金融服务的改变可能伴生着较高的风险。首先，传统金融信用评估主要借助于央行征信系统对事前消费行为进行经验和事实判断，新金融则依赖于各种业务场景下的消费者实时行为数据对其支付能力作出数理推断，在风险控制上，后者表现出更显着的技术优势，如大数据、生物技术、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的应用，但技术优势不等于技术安全，新技术的内在不稳健性可能伴生着较高的操作风险。其次，由于信用评估中存在资质审核、信息管理不规范，加之借款者有限理性、借贷双方信息不对称和经济金融顺周期性的客观存在，结果可能诱发更高的信用风险。最后，新金融产品具有“高收益、高风险”特征，相比传统金融产品更易受市场价格和市场利率波动影响。新金融模式具有“高财务杠杆、低资本比率”特征，在贷放资金规模持续扩张下，若不进行审慎宏观管理，一旦出现个别部门资金流动枯竭甚至断裂，很容易传染至其他部门，引发系统性经济金融风险。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增加了上述经济金融活动的不确定性，加剧了经济系统的波动。疫情发生后，一方面通过影响收入稳定性、公众预期和新经济企业创新活动的不确定性加剧了经济系统波动。如图1所示，人力资本凭借知识、技术和能力从事新产品生产获得更高的收入，收入分配结构不断改善。但疫情使得生产与消费循环受阻，各行业企业创新成果无法及时获得经济回报，创新可持续性遭遇中断，导致工薪阶层实际收入水平受到影响。特别是对依靠新成果、新技术进行改造的传统产业，可能面临产业升级滑坡，劳动者收入因此变得不稳定，企业也因生存压力减少劳动力雇佣甚至裁员。劳动者则因收入下降而减少不必要的消费，特别是对奢侈品的消费预期大幅下降。疫情完全消退所需花费的时间越长，这些负面影响也就越显着。另一方面，疫情因为影响资金流动、股票市场股价波动和利率变动而使金融市场面临更高的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由于收入、企业运营和创新活动受到影响，资金回流受到影响，特别是一些中小企业可能因此走向歇业甚至倒闭的结局，企业债务问题随之频发，股票市场或迎来重新洗牌，市场利率因货币供求变化而发生变动，新金融产品和金融模式潜在风险增加。
3.要求将高质量就业纳入就业目标
传统经济中，政府通常围绕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问题出台相应方案。在新经济下，仍要对摩擦性失业问题作出应对，但应更多地聚焦于高新技术人才需求和供给不匹配、低技能劳动者被人工智能取代所引起的结构性失业问题。
首先，大数据的使用，极大地降低了信息不对称程度，缩短了劳动者与岗位的匹配时间，从而有效缓解了摩擦性失业问题。但也可能因信息泛滥、虚假信息的存在而增加就业者进行合意匹配的难度，这就要求政府转变思路，提供更加精准和高质量的就业信息。其次，新经济以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为主要驱动力、以人力资本为主要载体。当前我国的人力资本已处于较高水平，但掌握高新技术的人才还非常短缺。大数据、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等逐渐成为经济发展的核心技术和基础能力，新经济中的通用信息技术正迅速渗入到金融、医疗、制造、零售等实体经济中，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加速了这一过程，由此对高新技术人才产生了大量需求，但我国目前这方面的人才却供给不足，这直接制约着经济高质量发展。再次，新经济发展过程中，新技术的应用包括通过产业链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为社会增添了许多新的就业机会，但也使得那些从事程序性强、较为机械的行业的人群面临可能被机器取代的风险。最后，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出现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人们在生产生活中也更加注重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这就要求更高质量的就业保障。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后，社会生产与消费循环不畅，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生存与发展面临严峻挑战，整个社会就业压力显着增大。因此，疫情影响下的就业矛盾与新经济下的就业矛盾有所不同。如图1所示，对于新经济来说，就业的核心问题是技术升级所需的人力资本和被替代劳动力的就业问题；而疫情所带来的就业问题主要来自于经济循环阻滞对生产和再生产活动的“破坏”,造成人力资本需求减少，使得部分劳动力资源闲置，并对不同区域、不同行业产生了不同的影响。疫情期间，网络消费、电商直播、无接触配送等新模式将生产与消费连接起来，保障和稳定了就业，甚至倒逼产生了新的就业机会。因此，政府能够通过进一步发展新经济解决就业问题，同样，也有助于高质量就业。
(二)对传统宏观调控思维的挑战
1.对确定性思维构成了挑战
传统宏观经济理论放松了完全信息和完全竞争假设，仍将政府看作是同质化、不存在相互关联以及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同时还认为宏观调控是理性选择的结果，即政府能够依据信息的搜集、整合、分类、加工和处理结果，将经济波动的不确定性转化为经济平稳运行的确定性结果。但经济越是发展，经济运行越是复杂，不确定性因素就会越多。在新经济下，技术更新换代速度加快，市场主体需求更加个性多元多变，不确定性增加。例如，疫情的突然发生就增加了新的不确定性，这意味着风险骤增。风险只能降低而无法完全避免，因为新的不确定性随时可能出现。[20]这样政府基于确定性结果对未来做出预测的努力实际上效果是有限的。进一步地，新技术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在拓宽信息渠道、提高信息获取的时效性从而降低不确定性的同时，又因应用信息技术的快速迭代产生了新的不确定性，结果宏观经济政策效果大打折扣甚至出现政府失灵。[21]针对此种情况，要依靠新技术，因为在新经济下新技术的使用将获得完全信息成为可能。但在政策思维上需要转向不确定思维或称大数据思维，即通过使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先进科学技术获得更高质量的时效信息和精准信息，形成科学、动态和全面的认知，确保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始终可靠。[22]
疫情的发生是经济运行过程中出现的重大突发事件，疫情加速了向不确定性思维的转化。政府在疫情应对过程中先后经历了“一刀切”到“因城施策，分类管理”,并积极应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先进科学技术，形成科技抗疫防疫和有序复工复产的局面，如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对可疑人员进行筛查和甄别，借助于知识图谱技术进行企业风险人员预警，各级部门和地方政府利用大数据准确判断各行业企业复工复产状况。疫情发生后，政府有望更大程度上利用大数据和智能化手段进行经济分析和预测。
2.凸显传统短期、局部和侧重表象思维的局限性
传统宏观经济政策框架起源于凯恩斯的总需求管理理论，主要是对短期经济波动进行逆周期调节，认为短期内可以寻求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平衡，不考虑经济的长期增长，从而也不关心创新的“结构性破坏作用”和由此带来的经济的结构性变迁、需求和供给的结构性变化、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方式转变。在新经济下，互联网及新一代互联网技术的使用，不同个体之间通过网络相互连接，形成了与现实社会并行交融的虚拟网络社会。在这个新型社会中，不同个体和企业之间存在着物质、信息、技术和知识交换，个体认知和消费观念更迭速度加快，企业创新供给能力显着增强，不同群体消费习惯不同，需求结构性特征明显，不同产业走向融合，供给结构性联系更加紧密。与此同时，社交网络、微商电商、网络消费、电商直播等新模式不断涌现，生产和消费通过这些在线平台实现即时交互，供给与需求由此处于连续地动态调整中。[8]互联网金融、智能金融等新金融业态应运而生，经济金融系统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这意味着传统“立足需求侧、紧盯需求总量、对冲性逆向调节、短期稳定”的宏观调控思路已经不能适应新经济发展的要求。
从目前形势来看，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是深远的。一方面，从全球角度来看，疫情促使全球供应链重新布局和调整。疫情的爆发波及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暴露出全球化分工体系存在的弊端。疫情期间，西方各国迅速调整对外经济政策，更加强调供应链的安全和弹性，弱化对价值链效率的追求。疫情发生后，全球产业链将向着短链化、区域化和增加值集中发展。[22]另一方面，就国内而言，疫情对不同行业企业的影响不同。以制造业为例，疫情的发生让制造业企业看到数字化转型是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下一阶段产业数字化转型将由消费、服务业向制造业过渡。疫情期间，面对需求不确定性的增强，对制造业企业的供应和应变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疫情发生后，制造业企业应抓住机遇加速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
(三)对传统宏观调控模式和政策工具的挑战
1.对税收和财政支出的挑战
根据凯恩斯理论，财政政策主要指政府通过变动税收和财政支出来影响总需求，进而实现产出和就业增加。但从政策实践看，除了上述两种政策工具外，还包括变动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险缴费比例，降低个人和企业税收负担，提高政府补贴以刺激消费等，而且当政策定位于提高生产率、降低成本和偏向于创新的税收优惠时，亦能通过影响总供给达到宏观调控的目的。[23]新经济的发展，对如何使用和创新政策工具进行宏观调控提出了更高要求。
首先，从扩大消费角度来看，通过传统宏观经济政策工具改善消费质量的作用有限。如前所述，高质量消费品具有更高的知识和技术含量，能够更好地满足消费需求。如果没有一定规模的对各档次新产品特别是高质量产品的消费，则企业的核心创新技术攻关难以持续。而需求变化和社会对新产品消费与收入水平提高和收入分配结构改善密切相关。为此，政府能够沿着这一方向刺激消费。政府所采取的传统宏观经济政策手段，如降低中低收入群体的个人所得税、进行普惠性政府补贴等虽能提高收入水平，但对改善消费质量作用有限。其次，从促进有效供给角度来看，传统宏观经济政策调控思路亟待改进。传统宏观经济政策倾向于短期、见效快和看得见的减税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经济支出，但是对教育和社会保障等见效慢、不确定性强、难操作的项目投入少。这种资源配置方式虽然在短期内带来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但在中长期却极易引发经济结构性失衡，导致资源浪费和产能过剩，而且制约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不利于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缩小。新经济以新型基础设施为底层驱动力，由这些基础设施支撑的精准需求、网络化协作和智能制造等新模式显着提升了生产方供给创新、需求响应速度和应变能力。[24]这给政府扩大有效投资提供了新的机会，但对政策的协调性、科学性和灵活性也提出了更高要求。最后，传统宏观经济政策缺少政策实施效果的信息反馈机制。以中小企业为例，目前的减税政策，虽然面向中小民营企业和初创型科技企业实施了普惠性减税和结构性减税政策，但对企业的减税优惠不等于企业生产经营的改善和创新能力的提高，为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对这些企业进行动态监督、减税效果评估、资格和税收优惠额度再审，即需要以企业为单位进行全流程动态管理。
2.对货币供应量和货币传导机制的挑战
就货币政策而言，现行货币政策仍主要采取以货币供应量为主的间接调控方式，货币供应量充当主要的调控工具。在新经济下，新金融主要通过产品、服务或支付方式改变等显着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同时通过改变货币层次结构，影响货币乘数和货币流通速度对货币供应量构成影响，进而影响货币政策实际效果。以货币供应量和货币流通速度为例，根据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货币供应量增加将带来利率下降、股票等资产价格上升、耐用消费品增加、传统银行贷款意愿增加、汇率下降等一系列变化。货币流通速度增加意味着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量减少。此时尽管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也难以扭转新金融带来的货币供给量超过货币需求量从而加重物价上涨、利率下降、汇率下降等参数较大幅度变化的事实。由此可见，央行在对冲疫情的不利冲击而作出货币政策选择时，需要考虑新经济对市场实际货币供应量的影响。上述传导过程只涉及两大传统货币传导渠道，即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内传导作用和资本市场作为融资、资源配置和产权交易场所发挥的传导作用，但新金融活动过程实际衍生了第三种传导机制，即以互联网金融机构为主，通过新金融系统和传统金融系统实现传导，如用户将零钱存于第三方支付机构的资金管理账户中，第三方支付机构将沉淀的资金存入银行获得利息或直接用于投资。显然，这对传统货币传导渠道构成了冲击。
新冠疫情的发生，对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和创新提出了更高要求。目前针对此次疫情对经济的不利冲击，宏观经济政策主要通过减税降费、减租降息、扩大消费和投资、再贷款等手段支撑经济增长，保持经济稳定运行，并取得了良好效果。但新经济向传统经济的“渗入”及其对经济发展和经济运行的影响已然不能忽视。为更好发挥宏观政策作用，根据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要以经济增长为支撑，稳定经济运行；用改革办法，稳就业、保民生、促消费、拉动市场，稳定增长，走出一条有效应对冲击、实现良性循环的路子。”[25]
四、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框架的变革方向
从中国传统宏观经济政策框架的演变形成过程可以看出，中国传统宏观经济政策框架的建立、调整与完善始终与深化改革相配合，与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其目标定位和工具选择都依据我国宏观经济金融动态变化行为特征做出战略性调整。[26]依据这一政策演变规律，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框架未来应能够：
1.适应新经济发展和经济运行新变化，构建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的宏观经济政策新框架
新经济以新型基础设施为底层支撑，以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为内生驱动力量，以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为表现形式，由这些新经济形态推动的产业组织方式变革及由此带来的消费和支付方式变化必然要求宏观调控做出适应性调整。在产业组织方式变革下，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即时信息互动、生产者之间的网络化协作以及智能制造均能够显着增强有效供给能力，进一步提升了供给体系对需求变化的适配性，从而更好地满足消费者需求。因此，新经济发展首先要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向一致。新经济中需求引领和供给创新也意味着经济结构的优化，从而发展新经济也与高质量发展阶段相适应。例如，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新经济通过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保障就业稳定和改善就业结构以及带来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促使经济实现恢复性发展和高质量发展。因此，宏观政策目标应顺势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短期内侧重于通过新经济发展实现高质量恢复性发展，中长期适时向高质量常态化发展过渡。在这一过程中，为更好地适应于新经济发展及其带来的经济运行变化，在具体政策措施上需要做到以下两点：
一是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新型基础设施以新技术为基础，如大数据、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这些新技术又构成新产业的重点发展领域。正是基于新型基础设施，经济运行效率空前提高，信息和知识共享广度和深度空前提高，供求精准匹配成为可能。2021年1月13日工信部发布《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21-2023)》强调，要建成国家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中心体系，推动5G应用从外围辅助环节向核心生产环节渗透。[27]为此，政府应进一步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新一代信息网络，搭建多层次互联网平台，促成设备、技术、数据和知识等资源的聚合，鼓励大型企业投入智能工厂建设，面向重点集聚性行业推进网络化协作、分布式制造，实施数字化管理，支持中小型企业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尤其是工业互联网建设，涉及我国参与引领全球供应链的能力，与制造业供应链管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紧密相连，需要政府重点支持。
二是提升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进行宏观决策分析的能力。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要“完善宏观经济政策制定和执行机制，重视预期管理提高调控的科学性。”“加强宏观经济治理数据库等建设，提升大数据等现代技术手段辅助治理能力。”[28]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是新经济的主要技术驱动力量，通过使用大数据，获得更为全面、准确和时效性更强的信息，能够显着提升认知水平。通过运用人工智能处理和匹配大数据，构建新型经济运行指标，能够迅速了解生产、交换、消费和分配各环节时况，准确把握总需求变化、总供给要求和物价水平变动，及时掌握经济运行状况，对预测估计作出及时修正，显着增强宏观决策的主动性和有效性，提高宏观决策分析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因此，政府需要不断提升新技术的应用能力，增强宏观调控效果。
2.针对新型经济金融活动不确定性增加，更加注意系统性风险防范
在新经济下，经济活动可通过互联网平台实现，极大地方便了人们的生产生活。但生产网络组织的互联互通也可能通过长鞭效应和连锁反应加剧系统性经济金融风险。新技术发展不成熟，需要及时更新换代。新产业在优化经济结构，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伴生着市场需求、企业创新活动以及新金融活动的不确定性，增加了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新发展模式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同时，对技术安全和稳健运营提出了更高要求；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可能潜藏着较高的信用风险、技术风险和流动性风险，从而加剧了经济金融风险。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增加了企业创新成果转化风险，也增加了劳动者特别是中低收入阶层劳动者收入的不稳定性，公众预期发生调整，经济更易引发资金流动性不足，进而导致更高的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
政府今后应特别注意防范和化解经济金融风险。首先，加强网络监测和风险预警能力。政府可以利用不断完善的大数据中心体系，通过与互联网平台组织和互联网企业协商沟通与合作，形成对重点区域、重点行业经济运行的监测指挥，提升应急事件预警协调能力。特别是对于互联网金融，由于普遍存在资质审核、信息管理不规范问题，政府应借助平台数据信息形成的初步分析判断，极力明确整个资金规模、流向和用途，做好事前预防和风险防范。其次，确保技术安全和保证平台稳健运营。政府需培育一批综合能力强的安全服务企业，形成与互联网建设、开发与应用相配套的技术安全监测体系。最后，适应需求和供给变化，为稳定经济运行、保持经济循环畅通稳健高效运转提供适配性条件。政府需要稳定公众预期，实行差别化、多元化消费刺激政策，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以减轻个人和企业的社会负担，保持不同收入阶层人群实际收入水平稳定，适当增加中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确保不同层次需求结构稳中向好；因时因地分行业施行差别化和定向化减税，降低企业成本，采取更为灵活、有效的财政货币政策，实行精准化企业扶持政策，使更多资金流向生产领域，用于研发活动。
3.更好地满足新经济发展对人力资本的需求，保持就业稳定和就业质量提升
新型经济活动对就业的影响是双向的，新技术和新产业在增加新的工作岗位的同时，又因技术和专业要求使得低技能劳动者不得不面临被替代的风险。
针对新经济下的就业结构性矛盾，政府应做到以下四点：一是使用大数据精准定位就业需求，提供高质量就业信息，对重点人群进行就业跟踪与指导，加强对在职人员继续教育、传统产业劳动者再就业技能培训的经费资助，以增加劳动者有效供给。二是加强对掌握关键核心技术的人才培育。通过鼓励相关专业人才出国深造、支持国际国内创新团队建设等，更好地满足新经济发展对高层次人力资本的需求。三是政府能够从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刺激消费需求和支持新产业发展等多维度出发推动新经济发展，利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自身发展所产生的新就业岗位，增加劳动需求。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为缓解疫情的负面影响，保持经济活力，地方政府陆续出台就业专项行动计划，鼓励劳动者通过参与到新业态中实现灵活就业。疫情发生后，政府能够进一步加快新技术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形成新业态和新模式不断涌现的局面，更加精准地将失业者与新就业岗位进行匹配，有力保障就业稳定和就业结构改善。四是利用新经济手段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不同于2008年金融危机对经济的冲击，此次疫情对经济冲击的根源在于经济循环受阻，因此，可考虑使用新经济手段竭力促成生产与消费的循环，以此撬动经济链条上各行各业的经济活动来保证和稳定就业，这也有助于高质量就业。
4.创新和完善政策作用方式和工具，构建科学、灵活的宏观经济政策
一是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财政支出不仅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也要主动补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的短板，在实践操作过程中不断提高投资质量。新经济发展要求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但基础设施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在一些区域，旧基建仍具有经济增长的稳定器作用。因此，政策上要针对各地区经济发展实际情况和比较优势做好阶段性目标定位。二是实行与需求变化相适应的有效刺激消费政策。政府通过对特定产品发放消费券等方式来引导信息消费、服务消费、时尚消费、品质消费，促使社会迈向更高知识和技术含量的新产品消费，推动经济提质增效。三是实行与供给创新能力、需求响应速度和应变能力步调相一致的财政货币政策。以减税为例，为实现和高质量发展，减税降费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政府需注重减税的灵活性和减税效果，在工业互联网建设中转向对企业的全流程动态管理，实现分类管理和精准施策。四是构建和完善多融资渠道。新经济发展过程中衍生出了新货币传导机制，其能够绕过传统货币传导渠道通过自组织新业态营造生态。为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应不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来更好地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与此同时，发挥资本在增加资本供给、优化融资结构、促进财富保值增值、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中的市场机制作用。此外，规范新金融业务发展，在有效监管和保障安全下，发挥其新融资渠道作用。
参考文献
[1]李成,李-一帆经济复杂环境下货币政策调控与优化思考[J].成都:经济学家, 2020(7):85-95.
[2]埃里克布莱恩约弗森第二次机器革命[M].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4:7.
[3]凯文凯利新经济新规则[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4:3.
[4]里米里夫金第三次I工业革命[M].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2:227.
[5]张弛,张曙光.新经济对经济学理论的挑战[J].上海:学术月刊, 2018(1):78-84.
[6]张弛,张曙光分工协调方式和组织结构创新-再论新经济对经济学理论的挑战[J].广 州:南方经济, 2019(2):1-13.
[7]任保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如何迎接新经济时代的挑战?[J].天津:天津社会科学, 2020(1):80-86.
[8]戚聿东,李颖新经济与规制改革J].北京:中国工业经济, 2018(3):5-23.
[9]舒红兵新经济定义、逻辑及政策研究[J].成都:西南金融, 2019(3);:90-96.
[10]王勇,沈仲凯禀赋结构、收入不平等与产业升级[J].北京:经济学(季刊),2018(2):801-824.
[11]许宪春,张钟文,关会娟中国新经济:作用、特征与挑战[J.北京:财贸经济, 2020(1):5-20.
[12]马莉莉,张亚斌网络化时代的公共服务模块化供给机制[J].北京:中国工业经济, 2013(9):95-107.
[13]安筱鹏.重构数字化转型的逻辑[M].北京: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9:145.
[14]徐奇渊.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如何理解和构建[J].北京:金融论坛, 2020(9):3-9.
[15]张亚斌,马莉莉大数据时代的异质性需求、网络化供给与新型工业化[J]成都:经济学家, 2015(8):44-51.
[16]蔡仲旺,徐春华马克思总生产原理对国民经济调控的启示一新冠疫情冲击 下的恢复再生产问题[J]长春:当代经济研究, 2020(6):94-104.
[17]钞小静后疫情时代我国催生性新经济的发展[J]哈尔滨:学习与探索, 2020(9);112-117.
[18]塞萨尔伊达尔戈增长的本质:秩序的进化，从原子到经济[M].浮木译社,译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5:190-198.
[19]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 2011:124.
[20]刘尚希,武靖州.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应转向不确定性与风险一基于经济周期视角的思考[J].北京 :管理世界, 2018(4):8-16.
[21]沃尔夫冈波恩斯,张大川风险与应对现时代的不确定性[J]北京: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17(2):73-89+7+11.
[22]何大安,杨益均.大数据时代政府宏观调控的思维模式[J]上海: 学术月刊, 2018(5):68-77.
[23]郭宏,伦蕊新冠肺炎疫情下全球产业链重构趋势及中国应对J1.郑州:中州学刊, 2021(1):31-38.
上一篇：物价上涨对居民生活的影响及缓解措施
下一篇：分析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对农村经济的影响
下一篇：分析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对农村经济的影响
热门排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