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症素养评估研究进展
作者：忘忧期刊网 来源：文阅范文部 日期：2022-12-02 09:27人气：
摘 要：对抑郁症素养的定义、国外抑郁症素养的评估方法进行综述，以期为开发适合我国文化背景的抑郁症素养专项评估工具提供参考。
关键词:抑郁症素养;评估;访谈;问卷;护理;综述;
Research progress on assessment of depression literacy
HUANG Ting ZHU Xiaowen SUN Yu
School of Nursing,Jinan University
Keyword：depression literacy; assessment; interview; questionnaire; nursing; review;
抑郁症（depressive disorder）作为一种常见的心理疾病，患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已有数据表明，全球抑郁症终身患病率为8%～12%[1]。我国抑郁症终身患病率为6.9%,12个月患病率为3.6%[2]。抑郁症是全球残疾和疾病总体负担的主要原因，2004年已在全球疾病负担中排第3位，预测2030年将成为全球首位高负担疾病[3]。长期的中度或重度抑郁症会对病人学习、工作和生活产生影响，严重时可引起自杀[4]。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2017年数据显示，每年有近80万人因自杀死亡，绝大多数的自杀和企图自杀发生在精神疾病背景下，自杀是15～29岁年龄组人群的第四大死亡原因[5]。与抑郁症患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相比，其识别率和治疗率较低，是抑郁症治疗的障碍之一[6,7,8]。数据显示，我国公众对抑郁症的识别率仅为25.4%[7]，仅有0.5%的抑郁症病人得到了充分治疗[8]，公众对抑郁症认识不足是影响抑郁症病人寻求帮助及干预治疗的重要原因[9,10,11,12,13]。抑郁症的识别和治疗是重要的社会和卫生公共问题[4,14]。抑郁症素养(depression literacy)即与抑郁症相关的心理健康素养[15]，其水平提高能够增加对抑郁症的识别以及寻求专业帮助的倾向[16,17,18,19,20]。抑郁症素养由心理健康素养（mental health literacy,MHL）衍生而来，国内外研究者根据心理健康素养概念发展出一系列测量工具，但多是对抑郁症、焦虑症、精神分裂症等多个心理疾病进行整体关注[17,21,22,23,24]，调查内容较为广泛，对于抑郁症素养的专项评估工具较少。现对抑郁症素养的专项评估工具进行综述，分析不同工具特点及应用现状，以期为开发适合我国文化背景的抑郁症素养专项评估工具提供参考。
1 抑郁症素养的定义
抑郁症素养是对抑郁症识别、管理并对其治疗做出决定的能力[16]，是心理健康素养的组成部分。心理健康素养于1997年由Jorm等[17]提出，是指有助于识别、管理或预防精神疾病的知识和能力，其在帮助精神障碍病人早期识别症状和接受适当治疗方面的重要性已被证实[14,25]。提高心理健康素养水平能够帮助公众早期认识精神障碍，寻求适当干预，并提高公众对精神疾病治疗的了解[17]。
随着心理健康素养研究的发展，国外有学者针对抑郁症这一特定疾病素养进行深入研究，但其在不同研究中包涵的内容并不完全一致。Hart等[26]将抑郁症素养定义为关于抑郁症的知识和寻求心理健康问题的态度，内容包括对抑郁症早期体征和症状、治疗的认识以及求助态度。Swartz等[20]提出抑郁症素养核心组成部分包括发现抑郁症的症状、理解医疗决策的过程、看到抑郁症与其他疾病之间的相似之处、认识到自杀是抑郁症的潜在后果、理解抑郁症是可治疗的医学疾病。Jeong等[27]在父母抑郁症素养量表修订过程中根据心理健康素养概念提出抑郁症素养包括对抑郁症及其治疗的误解、对抑郁症知识的了解、抑郁症治疗的知识。总体来看，抑郁症素养是一种心理健康素养，其内容应紧跟心理健康素养概念框架的发展，即具备识别疾病体征和症状的能力、对风险因素和干预措施的认识、促进寻求帮助的态度以及寻求治疗心理健康障碍的能力[15,28]。
2 国外抑郁症素养的评估方法
目前，国外对抑郁症素养的评估主要有两种方法，即情境案例访谈法（the vignette interview）、量表或问卷调查法，测量内容大致可分为认知、知识、态度、求助能力等。
2.1 情景案例访谈法
2.1.1 简介
Jorm等[17]编订情景案例访谈法常用于电话访谈[29,30,31]，调查者通过电话访谈收集资料，内容以情景案例形式呈现。在调查时，调查者首先提供1个患有精神障碍（抑郁症或者精神分裂症）的人物案例，询问受访者是否能识别案例人物存在的心理问题，并回答一系列与疾病相关的问题，包括患病原因、治疗方法、危险因素知识、寻求帮助的态度以及与精神疾病耻辱和歧视有关的信念[17]。情景案例访谈法是目前采用次数较多、应用较为广泛的针对心理健康素养的调查方法。在抑郁症素养研究中[17,18,32,33]，此方法最为常用，超过一半的研究选取其中抑郁症人物案例进行调查[15]，如Wong等[33]通过重度抑郁症病人案例对上海、香港及澳洲华裔受访者进行比较发现，仅有12.3%的人能正确地将案例中描述的情况视为重度抑郁症，可能受我国传统文化影响，我国居民抑郁症素养水平较低。Reavley等[18]采用此方法调查警方人员抑郁症素养，结果显示，受访者对抑郁症识别率达84.3%，但仅有12.5%的被调查者认识到抑郁症可能造成自杀的不良后果。
2.1.2 优点
情景案例访谈法考察的内容全面而详尽，能深入了解受访者抑郁症素养的综合水平，即对抑郁症的认知、识别、态度和处理能力，被世界各国学者推广[7,15,34]。目前，我国卫生健康委员会采用的5种常见精神障碍案例问卷（Five Common Cases of Mental Disorders Questionnaire,FCCMDQ）即参照Jorm的心理健康素养调查问卷开发而来[35]，与精神卫生与心理保健知识问卷（Mental Health and Mental Health Knowledge Questionnaire,MHMH-KQ）、精神疾病有关态度问卷(Devaluation-Discrimination Scale,DDS)共同使用[36,37,38]，分别测量识别精神障碍的能力、精神健康知识知晓率、对精神障碍病人的态度3个维度[39]。
2.1.3 不足
情景案例访谈法对调查人员要求较高，需具备专业精神疾病知识，并接受相关工具的培训，调查的人力及时间成本较高，不利于大样本调查，且调查结果不允许生成总分或亚量表分数，使得难以评估及比较不同个体的抑郁症素养差异。
2.2 量表或问卷调查法
2.2.1 抑郁症素养问卷（Depression Literacy Questionnaire,D-Lit)
2.2.1. 1 简介
D-Lit由Christensen等[40]在利用互联网对抑郁症病人进行随机对照研究时开发，用于评价两种网络干预后社区抑郁症病人的抑郁症相关知识。该问卷共22个条目，用于测量受访者对抑郁症的症状/体征知识、抑郁症的病因、抑郁症的干预治疗方法的了解，条目包括“对”“错”“不知道”3个选项，每项内容仅有一个正确答案，答对计1分，总分0～22分，得分越高表示抑郁症素养越强，对抑郁症的了解程度越高。经检验，D-Lit在澳大利亚成年人样本中的Cronbach´sα系数为0.70,3个月后重测信度为0.74[41]。目前该问卷已有多个语言版本。Kiropoulos等[42]将其翻译为希腊语（Cronbach´sα系数为0.88）和意大利语（Cronbach´sα系数为0.92），翻译后版本内部一致性良好，对生活在澳大利亚的希腊和意大利移民进行互联网干预前后的抑郁症素养水平评估，结果表明，互联网教育干预可以提高抑郁症素养并减少与抑郁症相关的个人耻辱感。Freitag等[43]将D-Lit翻译为德语，并在229例抑郁症病人（18～80岁）中进行心理测量学特性测试，结果显示Cronbach´sα系数为0.74，女性、年轻人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量表得分更高，与抑郁症的治疗和药物相关条目内容更难以回答。Jeong等[27]基于Jorm等[17]的心理健康素养概念模式对D-Lit进行翻译及调适，将原量表的22个条目调整为18个条目，形成父母抑郁症素养量表，并在韩裔美国父母人群中进行验证，研究发现，量表Cronbach´sα系数为0.72，量表水平的内容效度指数（S-CVI)为0.875，量表具有中等信效度；改良的父母抑郁症素养量表得分与心理保健服务使用的态度呈正相关，与病耻感呈负相关。
2.2.1. 2 优点
D-Lit的选项以是非题的形式呈现，能够直接测量受访者对抑郁症相关知识的了解程度，结果易于统计分析。Wei等[34]的一项系统综述比较了5种抑郁症素养量表的心理计量学特性，发现只有D-Lit可用于一般人群。目前该问卷已被Wang等[44]汉化并在大学生群体中验证，结果显示Cronbach´sα系数为0.885，内部一致性良好，可用于评估大学生的抑郁症知识水平。
2.2.1. 3 不足
量表维度单一，仅测量知识成分，未将态度、技能等纳入其中，导致评估内容较为局限。有学者将D-Lit与其他量表进行组合，以测量抑郁症素养的不同维度内容，提高评估的全面性和可靠性。Ho等[16]将D-Lit与对精神疾病的态度和理解量表、寻求专业心理帮助的态度简表组合，分别测量抑郁症素养的3个变量（知识、态度、求助行为）。
2.2.2 青少年抑郁知识问卷（The Adolescent Depression Knowledge Questionnaire,ADKQ)
2.2.2. 1 简介
ADKQ构建的目的是评估青少年抑郁意识项目（the adolescent depression awareness program,ADAP）的有效性[26]。ADAP是1999年由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一组精神科医生和护士以及抑郁症和相关情感障碍协会(the Depression and Related Affective Disorders Association,DRADA)基于抑郁症教育是预防青少年自杀的关键手段这一基本理念开发一种校本课程，旨在对高中生、教师和家长进行青少年抑郁症教育[45]。ADKQ旨在了解学校引入ADAP课程后，青少年关于抑郁症素养（抑郁症的知识和寻求心理健康问题的态度）的发展。该问卷由知识和态度2部分组成，包括19个条目。第1部分包括15个条目，其中条目1～条目13为选择题（是/否），测量内容为抑郁症基础知识、抑郁症病因、抑郁症症状/体征；条目14和条目15为填空题，分别要求列出5种抑郁症状和2种躁狂症状。第2部分包括4个条目，其中1个条目为选择题（是/否），3个条目为开放式问题。条目1～条目15答对80%以上即为具备抑郁症素养。Hart等[26]根据心理健康素养概念模式对ADKQ的心理计量学特性进行统计分析，测量了8 216名高中生在ADAP实施前和实施后6周的抑郁知识和态度，经检验，条目1～条目13的Cronbach´sα系数为0.89，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目前ADKQ多用于测量初中生、高中生的抑郁症素养水平，因条目14～条目19为开放式问题，较难进行统计分析，故部分学者在使用该问卷时仅选用原问卷的条目1～条目13部分[20]。我国学者使用该问卷调查发现青少年抑郁症素养水平较低，并与抑郁症病耻感呈负相关[46]。
2.2.2. 2 优点
ADKQ测量抑郁症素养的知识和态度2个维度，较为全面。抑郁症知识部分采用正确率百分比衡量，在动态测量青少年学生的抑郁症知识时具有可比性，且能够通过作答准确率分析得分较低的条目，从而提供针对性的干预措施。
2.2.2. 3 不足
研究对象方面，ADKQ目前仅涉及初中生和高中生，缺乏人群多样性，且缺少跨文化验证。研究内容方面，态度部分采用开放式作答的形式，对受访者的表达能力有更高要求，容易造成缺项，且难以统计分析。
2.2.3 欧洲抗抑郁联盟（the European Alliance Against Depression,EAAD）问卷
2.2.3. 1 简介
Scheerder等[47]根据抑郁态度问卷(the Depression Attitude Questionnaire,DAQ)、失败抑郁问卷(the Defeat Depression Questionnaire)和EAAD成员国家的现有工具构建了标准的EAAD问卷，旨在测量EAAD的9个参与国家中社区协调员（community facilitators,CFs），如药剂师、警察、教师和神职人员等，对抑郁症的症状、病因、治疗及态度的认知程度。该问卷在构建之初未明确提出抑郁症素养的概念，其内容与抑郁症素养内涵相一致。EAAD问卷共28个条目，分为4部分内容，第1部分是对抑郁症和抗抑郁药物（antidepressants drugs,AD）的总体态度，包括5个完整的短语措辞；其他3个部分项目以选项列表的形式呈现，涉及抑郁症的病因(9个条目)、抑郁症的首选治疗方案(9个条目)和可能的抑郁症状(5个条目，其中3个正确，2个错误)。因9个成员国语言不一致，该问卷在使用时需被翻译成当地语言使用。
2.2.3. 2 优点
EAAD问卷在内容上呈现4个部分，分别测量对抑郁症及抗抑郁药物的态度、抑郁症病因、抑郁症症状、抑郁症治疗措施，与心理健康素养概念[17]的知识、技能、态度成分相符合。
2.2.3. 3 不足
EAAD问卷未进行统一信效度检验，缺少跨文化验证的相关报道，较少被使用。
2.2.4 国际抑郁症素养调查问卷（The International Depression Literacy Survey,IDLS)
2.2.4. 1 简介
IDLS由澳大利亚抑郁症协会在提高抑郁症认知的社会干预活动背景下开发，是替代情景案例访谈法的一种模块化的抑郁症素养自我报告工具[48]，目的是评估不同文化和卫生保健环境下对抑郁症知识的了解，以促进对抑郁症作为一种主要健康问题的理解，问卷共包括7个部分，第1个部分和最后1个部分分别是对人口统计学信息及受访者心理困扰程度的调查，其余5个部分分别调查对主要健康问题的认识，如对抑郁症的疾病负担、典型症状、流行程度等的认识；抑郁症帮助和治疗的信念；抑郁症信息的获取；寻求抑郁症帮助的感知需求；对抑郁症及其治疗的态度。
2.2.4. 2 优点
IDLS的调查内容包括对抑郁症知识的测量、寻求抑郁症帮助的信念、获取抑郁症信息的能力、对抑郁症的态度等，对抑郁症素养组成部分的测量较为全面，能够充分评估抑郁症素养水平。
2.2.4. 3 不足
IDLS是一种模块化的测量工具，包括7个部分，共29个条目，各条目选项较多，部分问题对于未接受卫生知识培训的人群而言较难，如对抑郁症疾病负担的测量条目“哪些特定的疾病或伤害在这个国家造成最多的死亡或残疾？”涉及23个选项，题量较大，受访者不易作答；且不同模块选项类型不一，评分较为困难。目前，该工具暂未见信效度评价报道，也未见后续应用研究。
2.2.5 抑郁多项选择问题（Depression Multiple Choice Question,MCQ)
2.2.5. 1 简介
MCQ是Gabriel等[49]以测试抑郁症病人的抑郁症及其治疗知识为目的开发的多项选择问卷，该问卷涉及知识、理解和应用3方面内容，包括5个分量表，共27个条目，其中对抑郁症的定义5个条目，复发风险2个条目，病因2个条目，表现和症状6个条目，生物和心理治疗12个条目，各条目4个选项中仅有1个正确选项，答对计1分，答错计0分，总分为0～27分。经检验，总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为0.68。
2.2.5. 2 优点
MCQ测量的抑郁症知识较为详细，每个条目有对应的测量目标，如“抑郁症病人自杀的风险多大？”通过4个选项测量受访者对抑郁症自杀风险的认识。
2.2.5. 3 不足
MCQ仅测量抑郁症素养的知识层面，维度单一，且部分条目简单，答案明显，缺乏区分度。
3 小结及展望
当前关于抑郁症素养的专项评估工具较少，缺少具有心理测量学特性的“强”和“中等”证据水平测量工具[34,50]。现有研究对抑郁症素养内涵的评估和报告结果尚未统一，开发的抑郁症素养评估工具适用人群及内容并不一致。在测量内容方面，部分工具维度单一，仅测量了抑郁症素养的某一部分，常为对抑郁症一般知识、抑郁症病因及症状的认识、抑郁症求助和污名化等方面的调查，未包括心理健康素养概念的所有属性[15,34,51]，抑郁症素养研究落后于MHL框架变化。现有研究衡量抑郁症素养水平的方法也各不相同，部分研究将条目正确回答率作为抑郁症素养水平高低的测评依据[20,27,52]，部分研究则通过问卷访谈的形式评估受访者对抑郁症的识别能力及求助意图，从而综合评估抑郁症素养水平[18,33]。总体而言，目前抑郁症素养评估工具缺乏一致性，缺乏充分的证据全面评估抑郁症素养水平，评估结果难以比较，不利于为提高总体MHL水平提供建议。
目前我国对抑郁症知识的测量主要为使用卫生健康委员会推行的《精神卫生工作指标调查评估方案》中的“病例测验”结合MHMH-KQ及DDS对精神疾病知识及态度进行调查[39,53,54]，其中MHMH-KQ评估内容为一般精神卫生知识，无抑郁症这一疾病的相关条目，该问卷中的知识并不特指抑郁症这一精神障碍的知识。部分研究者也采用自编的抑郁知识调查问卷调查抑郁症知识[55,56]，但其调查维度较单一，往往仅在研究项目中被使用，很少有后续的应用研究。我国尚无抑郁症素养的统一定义，较少对抑郁症特定心理健康素养内容进行研究。在评估工具方面，对抑郁症素养的评估多在采用心理健康素养评估工具的基础上与多种心理疾病同时进行，使用的评估工具多为普适性工具，缺乏不同种类心理疾病的专项评估工具。我国的抑郁症素养研究应基于心理健康素养概念框架，针对不同人群(青少年、老年人、儿童等)编制出适合我国社会、经济、文化等环境，并包含抑郁症素养各维度组成部分的专项评估工具，从而对我国公众的抑郁症素养进行更加精准的评估，并进行长期动态监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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