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宋朝城市与农业

　　在城市中经营菜圃的人并非来自农民，而是城市的工商业者。古人云：以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经商是致富的窍门，但在传统中国，一般人在致富之后，并不是扩大工商业的经营规模，而是求田问舍，这就是所谓“以末求富，以本守之。”城市菜圃的经营者就有来自这方面的人士。宋代“临川市民王明，居廛间贩易，赀蓄微丰，买城西空地为菜圃，雇健仆吴六种植培灌，又以其余者俾鬻之。”[

　　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布罗代尔在其名著《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 经济 和资本主义》中写道：“欧洲和别处一样，城市在创立和成长过程中都遇到同一个 问题 ：城乡分工。这一分工从未得到明确的确定，始终下不了一个定义。……沙漏可以翻个儿：城市使乡村城市化，乡村也使城市乡村化。……事实上，城市和乡村从来不会像水和油一样截然分开：同时兼有分离和靠拢，分割和集合。更何况，直到十八世纪，甚至大城市里也保留某些 农村 生产活动。城市居民中有牧人、乡村警察、农夫、葡萄种植者(在巴黎城内就有);城市在城墙内外拥有一批菜园和果园;有的城市，如法兰克福、沃尔姆斯、巴塞尔、慕尼黑，还有更远的地方拥有三年轮作的耕地。中世纪的乌尔姆、奥格斯堡或者纽伦堡响彻连枷声;街上任意养猪，街面变得泥泞，肮脏不堪，行人过街需要踩高跷或从一头到另一头搭木板。每当交易会前夕，法兰克福居民便勿忙在主要街道铺上麦秸或刨花。谁能相信，1746年威尼斯还有必要禁止‘在城内或寺院里’养猪?”[1]布罗代尔还提到了小城市的情况，它们刚从乡村生活中脱颖而出，其农业化程度更高，甚至可以说是“农村城市”，这些城市中出产有葡萄、葡萄酒、小麦、油、肉一类的农产品。[2]

　　欧洲的城市如此， 中国 的城市似乎也不例外。宋代是中国 历史 上工商业和城市 发展 最快的时期之一。城市和工商业的发展进而导致在行政区划上出现了城乡分治，在户籍管理上也出现了城镇居民的“坊郭户”和农村居民的“乡村户”，城乡似乎已截然分开，这是中国古代户籍制度史上具有划 时代 的意义，其 影响 直到如今，已有上千年。但宋代城市中还有相当的农业成份，城乡居民的身份也并没有因为职业而划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

　　(一)城市中的农业状况

　　1、皇家园林和私家花园中的农业。先从一则诏书说起。宋元丰七年(1084)，诏：“旧制，荐新米麦之属，皆取于市，今后宜令玉津、琼林、宜春、瑞圣诸园及金明池后苑供具，其所无者，乃索之杂买务。”[3]荐新是宫廷中一年四季十二个月都要举行的大礼，主要 内容 是以新收获的五谷和其它时鲜果品等祭献祖先和神灵。杂买务是官方的一个采购机构，“掌和市百物，凡宫禁、官府所需，以时供纳。”[4]以前，宫廷和官府所需要的生活资料，包括粮食等等物资，都是通过杂买务从市场上去采购的。为了表示对祖先和神灵的崇敬，用于荐新的物品贵在新鲜，而从市场上采购的物品难以保证。皇祐三年(1051)，太常寺王洙言：“每内降新物，有司皆择吉日，至涉三四日，而物已损败。”用已损败的物品来荐新是有违礼制的，元丰元年(1078)，宗正寺奏：“据太常寺报，选日荐新兔、藷藇、栗黄。今三物久鬻于市，而庙犹未荐，颇违礼意。”[5]为了确保新鲜，元丰七年，发布诏书宫廷和官府所需要的用于荐新的粮食等物资，首先应该由玉津、琼林、宜春、瑞圣诸园苑及金明池后苑提供，没有的才要求杂买务购买。由玉津园等所提供的粮食等项物资，在来源上和杂买务提供的物资有所不同，杂买务提供的物资取自市场采购，而玉津园所提供的物资则是自己生产。玉津园等都是当时的皇家园林，也是京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为宫廷和官府的需要所进行的生产，构成本文所说的城市农业的组成部分之一。

　　虽然用于荐新的物品数量不大，但种类较多。《开宝通礼》所载，凡五十余物。景祐二年(1035)，定为28种，包括春孟月荐蔬，以韭以菘，配以卵。仲月荐冰，季月荐蔬以笋，果以含桃。夏孟月尝麦，配以彘，仲月荐果，以瓜以来禽，季月荐果，以芡以菱。秋孟月尝粟尝穄，配以鸡，果以枣以梨，仲月尝酒尝稻，蔬以茭笋，季月尝豆尝荞麦。冬孟月羞以兔，果以栗，蔬以藷藇，仲月羞以雁以獐，季月羞以鱼。这28种之中，除了冰和来禽、雁、獐等野生动物之外，大多都是农作物和牲畜。值得注意的是这28种都是“京都新物”。[6]也就是说是京都本地所产。

　　京都新物又是产自何处?从这则诏书可知，至少自元丰七年开始，用以荐新的“京都新物”系来自玉津、琼林、宜春、瑞圣诸园苑及金明池、后苑。后苑等皇家禁地原本是赏花游玩之处。太宗太平兴国九年(984)三月十五日诏宰相、近臣后苑赏花，第二年之后，即雍熙二年(985)后苑赏花便成为礼制。每年的暮春时节，都在要后苑赏花，三馆学士都必须参加。[7]一些文人学士，往往视有幸在后苑赏花为殊荣。

　　园苑除了具有一般园苑所具有的供人游玩的特点之外，农业在其中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作为一个国家职能部门，从有关的职官设置便可以看出其机构的性质。玉津、瑞圣、宜春、琼林四苑园，由主管农业的司农寺负责，“掌种植蔬莳以待供进，修饬亭宇以备游幸宴设。”[8]也就是说，四园苑在提供游玩的同时，还负担有农业生产，提供农产品的任务。为了完成任务，必须加强对园苑的管理。仁宗天圣三年(1025)三月，臣僚有这样的议论：“宜春、琼林苑、玉津、瑞圣园，有殿宇、池亭、田土及管下小园池至多，全籍干力使臣监领。近年多是皇亲或势要子弟陈乞勾当，不能总领课种、修葺，是致园苑荒废，岁课不登。乞依刘承珪、谢德权奏请，四园苑各差三班使臣一人勾当，更不许陈乞。”[9]从臣僚的这些议论中也可以看出农业生产在这些园苑中的地位。

　　四大园苑中，玉津园的农业特色最为突出。玉津园位于开封府城南的南熏门外，夹道为两园，园中有闵河水支流贯穿。又名南御苑，建于后周显德年间，是四园苑中最早的一座园林，宋朝因之。[10]内有方池、圆池。原本为车驾临幸游赏之所。也是皇帝藉田所在地。这里有一支由军校兵隶及主典组成的266人的服务队伍，以三班及内侍监领。主要任务是“岁时节物，进供入内”，为此，这里种植了大量的农作物，仅麦子的种植面积就占据了园的一半面积。[11]玉津园中还种有桑、稻等农作物。这既可以从当时人留下的许多诗词歌赋中得到反映。[12]也可以从宋朝皇帝的行踪中得到说明。每年仲夏麦收时节，皇帝都要亲自前来观看麦子收割。[13]宋太祖、宋真宗、宋仁宗等都留有幸玉津园观刈麦、观种稻、观稼的记录。除了麦、稻等大宗农作物之外，这里还种养了各种奇花、异果、珍禽、怪兽。最值得注意的是园中养象所内来自交趾的的几十头大象，为此园内种植茭草15顷，用以“秣象”。[14]

　　瑞圣园在景阳门外道东。原名含芳园，真宗大中祥符三年(1010)改名瑞圣园。以三班及内侍监领，军校兵隶及主典，凡212人。主要职责也是“岁时节物进供入内，孟秋驾省敛谷。”瑞圣园与玉津园一样，除园林部分外，“旧有隙地，异时主者垦为公田，岁藉其收，以备常用”。有人请求于御苑空地内种植以奉祠祭，具体做法是“择上腴之地，播五种之种，谨耘耔之法，慎登获之勤，每春种秋敛之……至于果蔬之类，皆须苑囿之植，外尽庶物，内将至诚，达其令芳，以介福禄……”。[15]宋真宗和宋仁宗也曾多次驾幸瑞圣园观稼或观刈谷。

　　和玉津园、瑞圣园相比，宜春苑和琼林苑则更多的类似于后世的动物园和植物园，赏玩的意义多于经济的考虑。宜春苑，又名东御园，位于朝阳门(新宋门)外道南，三班及内臣监领，军校兵隶及主典人数共290人，主要职责是“每岁内苑赏花，则诸苑进牡丹及緾枝杂花。七夕、中元，进奉巧楼花殿，杂果实莲菊花木及四时进花入内。”[16]琼林苑，为款待进士之所。“在顺天门大街，面北，与金明池相对。……两旁有石榴园、樱桃园之类，各有亭榭……柳锁红桥，花萦凤舸，其花皆素馨、末莉、山丹、瑞香、含笑、射香等闽、广、二浙所进南花。有月池、梅亭牡丹之类，诸亭不可悉数。”[17]宋人晏殊的诗句“三月扬花飞似雪，内园佳树绿成荫”，描写的就是琼林苑的景象。不过除花卉、果树等园艺植物之外，这里似乎看不出有更多的农业生产的迹象。

　　金明池位于顺天门外，是一处水上乐园，最大的娱乐项目是水上争标，但也是一处养鱼垂钓去处。“其池之西岸，亦无屋宇，但垂杨蘸水，烟草铺堤，游人稀少，多垂钓之士，必于池苑所买牌子，方许捕鱼，游人得鱼，倍其价买之，临水砟脍，以荐芳樽，乃一时佳味也。”[18]另一处比较重要的养鱼场地则是外城濠护龙河，刘攽有一首《观鱼》诗描写的就是在护龙河捕鱼的“壮观”场面：“清濠环城四十里，蒹葭苍苍天接水。使君褰帷乘大舸，观鱼今从北阙起。开门渔师百舟入，大罟密罾云雾集。小鱼一举以千数，赤鲤强梁犹百十。”刘攽还有一首《城东观鱼》的诗，其中也有“东城水深色如黛，居人来过不知爱，……万鱼挂网同时急，赤鲤长大犹人立” [19]的诗句。可见当时城区的的渔业资源是很丰富的。

　　四园苑及金明池和护龙河分布在东京城四周，与郊区接壤，里面含有农业的成份不足为怪。就是在皇宫大内也有农田的分布。其中又以后苑最为集中。后苑本是皇宫帝妃们宴游之处，然而，农业场景却随处可见。这些地方也就成为皇帝及其大臣们了解农业、体察民情、观察庄稼，甚至进行农事实验的场所。史书中有多次关于皇帝及其大臣在后苑观稼的记录。如，大中祥符五年(1012)，宋真宗在向江、淮、两浙推广占城稻的同时，就在后苑玉宸殿等地对小香稻、占城稻做过许多试验和观察[20]。次年七月，召近臣观嘉谷于后苑，有七穗至四十八穗，绘以示百官。[21]同年七月二十九日，诏辅臣观粟于后苑御山子。天禧二年(1018)十月又在玉宸殿召近臣观刈占城稻。[22]天禧四年(1020)七月十一日，诏近臣及寇准、冯拯观内苑谷。十月二十九日，又诏皇太子、宗室、近臣、诸帅赴玉宸殿翠芳亭观稻，并以稻分赐来宾[23]，来宾中是否有宋祁(998—1061)不知，但宋祁有首诗名“赐禁中所种稻米”。仁宗景祐二年(1035)还在后苑建造了专门的观(一作亲)稼殿，用以观种稻。[24]皇祐五年(1053)，又于苑中作宝岐殿，用以种麦。仁宗在对辅臣们解释作宝岐殿的用意时说：“朕新作此殿，不欲植花，岁以种麦，庶知穑事不易也。”[25]宝岐殿之得名可能就与麦有关。传说东汉张堪为渔阳太守，有惠政，童谣歌曰：“桑无附枝，麦穗两歧，张君为政，乐不可支。”[26]哲宗绍圣元年(1094)八月丙戌，召辅臣观稼后苑。[27]

　　出于观稼赏花的需要，宋代的皇家园苑中，都保留着相当大的农业份量。以艮岳为例，里面不仅移栽有枇杷、橙、柚、桔、柑、榔、栝、荔枝之木，金蛾、玉羞、虎耳、凤尾、素馨、渠那、茉莉、含笑之草，还有参、术、杞、菊、黄精、芎藭等药用植物，以及禾、麻、菽、麦、黍、豆、秔、秫等粮食作物。[28]

　　皇帝观稼是把它当作一种了解农业，体察民情的方式，而被邀参与观察的大臣，则视之为一种荣耀，他们在游玩之后，往往借助于诗歌记录了游玩时所见所感，从中可以规见当时园苑中农业之一斑。比如从仁宗天圣八年(1030)八月九日，宋祁“侍宴太清楼”的诗作中可以看到当时后苑中除种植有水稻之外，还有橙子、菊花、水禽、鱼类等。[29]宋祁“赐禁中所种稻米”诗中有“霜茎矗秀纡宸玩，玉粒凝甘剰禁储”[30]句，说明宫殿四周都有稻田，并且收获颇丰。又从嘉祐二年(1057)，刘原父与同乡好友欧阳修的唱和诗中，得知后苑稻田的种植面积很大，有“种稻满滮田”的句子。[31]

　　观稼之外，皇帝和大臣们另一种参与农事的方式就是所谓“藉田”。藉田始于周朝，以后历代相承。藉田虽然名义上为天子亲耕之田。实际上是一处较大规模的国营农场。又因地处城近郊区，而成为城市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点在宋代的藉田中也得到体现。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下诏于京城东南划出千亩土地作为藉田，设置藉田令一员，将先农坛迁入其中，在东南角建神仓，选拔士兵中有农事知识的人为藉田兵。第一任藉田令由郊社令辛公佑兼任。辛公佑请求在旧钹麦殿规地为田，引蔡河水灌溉其中，并种植果树蔬菜，冬季还负责收藏冰块，一年中所有祀祭用的祭品都要由藉田来提供。藉田上的产品首先是用来荐献，而后是进御，还有富余的话，则用来卖钱，以支付其它的一些杂费开支，剩下的就上交内藏库。藉田上还修建了用于耕作人居住的房舍和牲口棚。[32]

　　皇家园林之外，城市中还散落着许多私家园苑。据学者考证，宋代开封有名可举的园苑就至少80处以上，[33]除皇家园林之外，大多为各级官吏所拥有。这些私家园苑本是士大夫用以休心养性之所，故山水之间点缀的多为异花异木。花园和农田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花园可以变成桑田。洛阳城中以培育牡丹名品魏花而闻名于世的魏仁浦家的池馆，随着魏氏的破亡而易主，其地寺僧耕之以植桑麦。[34]不仅如此，有些花园本身就不乏有农业的成份。以小城吴兴的园林为例，“吴兴山水清远，升平日，士大夫多居之。……城中二溪水横贯，此天下之所无，故好事者多园池之胜。”园圃之中最多的是观赏植物，如莲花庄，“四面皆水，荷花盛开时，锦云百顷”;赵氏菊坡园“植菊至百种”;赵氏兰泽园“牡丹特盛”;赵氏小隐园“梅竹殊胜”;章氏水竹坞“有水竹之胜”等等，但经济植物也是随处可见，如，南城的沈尚书园，“近百余亩，果树甚多，林檎尤盛”;北城的赵氏清华园，“有秫田(即糯稻田—笔者注)二顷”;城外如叶氏石林，“大抵北山一径，产杨梅，盛夏之际，十余里间，朱实离离，不减闽中荔枝也”;章参政“城之外别业可二顷，桑林、果树甚盛。”[35]北宋时，苏轼在京师开封的花园中也种植有：葡萄、石榴、葵藿、萱草、芦笋、蓼草、牵牛、秋瓜、芎�{、白芷等食用、观赏和药用植物[36]。这些都表明当时士大夫的私家花园中有一定的农业成份。园苑中的农业性质，使得人们很 自然 地将有关园林景观植物方面的著作列为农业著作。欧阳修所撰《新唐书·艺文志》便将唐王方庆所撰《园庭草木疏》二十一卷著录为“农家类”。宋代的私家园苑也很发达。

　　除了国都宫殿附近有农田之外，郡县治所所在的中小城市也有农田。中小城市规模虽小，然而官宇之间，也散落着一些花园蔬圃之类。“天下郡县，无远迩小大，位署之外必有园池。”[37]这些园圃由官府兴办、管理和使用，所以又称为“郡圃”。如宋时，吴郡的郡圃“在州宅正北，前临池光亭大池，后抵齐云楼城下，甚广袤。”[38]从文人墨客们所留下的诗题来看，当时郡圃的地面和水面有不少的可供观赏的动植物，如鱼、菊花、白莲之类。但也有稻等粮食作物的栽培。从宋庠“郡圃观稻”一诗可以看出当时洛阳城中有稻田的分布，被田埂和灌溉小渠纵横分割的稻田，看上去象僧人穿的佛袍(袈裟)，稻田种植晚稻，有可能是属于虎掌稻一类的粳稻品种。[39]又从张耒的《齐安行》可知，当时的黄州城市中，甚至到了“引水种稻官街旁”[40]的地步。正因为如此，苏轼在黄州时，他的朋友才有可能为他“于郡中请故营地数十亩，使得躬耕其中”[41]。他自己才有可能“于城中葺一荒园，手种菜果以自娱。”[42]

　　2，园囿之外的城市农业

　　宋代普及了一种能在水面上进行作物种植的葑田(架田)，这种葑田以木缚为田丘，浮系水面，以葑泥附木架上而种艺之[43]。架田的出现使城区水面种植成为可能，宋代杭州西湖上就出现了大量的葑田[44]。从后面的 分析 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葑田这种人造耕地的出现，还可能与市民的某项民俗活动有相似之处。

　　在城市农业中，蔬菜种植业是最引人瞩目的。《齐民要术》卷首“杂说”云：“如去城郭近，务须多种瓜、菜、茄子等，且得供家，有余出卖。”[45]当时只要在“负郭之间，但得十亩，足赡数口。”[46]北宋京师汴梁的蔬菜种植情况在张择端的名画《清明上河图》中得到了反映。图中可以看到在即将进入市区的大道旁，有一堵土墙，墙上趴着两个小孩，正在望着一队清明扫墓归来的人马和轿子，而墙内则是整齐的田园。这里的田园分成许多长条形的田畦，非常规整。两排田畦中间，有灌溉用的水沟，在一大片田畦内，有一口圆口形井，井上架着施萨，拢沟内有水正在流向田畦。田畦内，有的已生长着密麻的幼芽，有的种子可能还未出土。一个农夫可能是灌罢田畦，顺便挑了一担水，正向茅屋走去。茅屋旁和田畦中，各有一副浅筐，像是施肥或卖东西用的。[47]宋代 文献 记载，汴京城里有一名老圃名纪生，几十年来靠种菜养活一家30口，临死告诫儿孙们说：“此二十亩地，便是青铜海。”[48]现今开封繁塔内，存有北宋太平兴国年间(976-984)的石刻，记载：“菜园王祚，施菠棱贰仟把，萝卜贰拾考老(即栲栳，一种筐)。”可见王祚是个种菜专业户。[49]南宋都城临安则有“东门菜、西门水、南门柴、北门米”的说法，何谓“东门菜”呢?周必大讲到“盖东门绝无民居，弥望皆菜圃”[50]。这种情形在一些小城中也存在，如“颍昌府城东北门内多蔬圃，俗呼：香菜门。”[51]又范成大《吴郡志》卷十八《川篇》载城内东南隅的采莲泾，“两岸皆民居，亦有空旷地为蔬圃。”阳思谦《万历泉州府志》卷四《规制志·城池篇》载南宋绍兴十八年(1148)以前，“光孝塘半鞠为蔬场”。

　　在城市农业中发展起来的还有花卉种植业。宋代的一些大中城市，如开封、洛阳、扬州、绍兴、成都等地都有较为发达的花卉生产。北宋时，东京城西水门外金水河畔有养种园，“四时花木繁盛可观。”又“大抵都城左近，皆是园圃，百里之内，并无闲地。”[53]这些园圃大多以花卉种植为主。宋代一些城市成为名花产地，如洛阳的牡丹、扬州的芍药等。受其影响，一些城市的养花业也得到了发展。远在西隅的天彭自崇宁及宣和年间，中州民宋氏、张氏、蔡氏，石子滩杨氏，将洛阳牡丹引入之后，“花户始盛，皆以接花为业，大家好事者，皆竭其力，以养花，而天彭之花遂冠两川，以致“花户连畛相望”[54]。相比之下，临近洛阳的陈州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洛阳牡丹之品见于花谱，然未若陈州之盛且多也，园户植花如种黍粟，动以顷计。”[55]足见其规模之大。

　　城近郊区除了蔬菜和花卉之外还有相当规模的果树生产。宋人杨万里在衢州近城就看见有大面积果园，种植柑、橘、杮等果树。[56]

　　3，市民的庭园经济

　　城里除了有成片的农田菜地花圃外，居住在城里的人们也在各自的房前屋后，进行种植和养殖，形成庭院经济。孟子曰：“五亩之宅，树以之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57]同样意思的话在《孟子》一书中再三提到，所谓“五亩之宅，树之以桑”，畜之以鸡豚狗彘，即利用宅基地进行种植和养殖，这种情况在中国传统 社会 中是非常普遍的，所以看到了桑和另一种种在宅旁的遮荫树梓就会想起宅中的父母，进而桑梓成为故乡的代名词。林语堂说：“中国人对于家宅的概念是指一所住宅，那里有一口井，一片饲育家禽的场地，和几株柿枣之属的树，要可以相当宽舒的互相配列着，因为要使地位宽舒，在中国古时，以及 现代 的农村里头，房屋的本身在全部家宅庭园的配置里，退处于比较将要的地位。”[58]林语堂说的是一般农村的情况，其实古代中国城市中也未尝不是如此。

　　且看宋代的情况。《清明上河图》中还有这样一个画面：在城门楼外一个十字路的北端的沿河柳荫下的一群猪，能够辨认清的有五六头之多，正从柳荫下往大街上走，猪嘴近地做觅食状。从图上看，未见赶猪人，是外地赶猪进城贩卖呢?还是当地住户喂养的?有 研究 者认为，图中所绘的猪群，显然是在白昼，正在大街之上，这与城市卫生及观赏大概都是不相适宜的。作者安排这一画面，恐亦非随着之笔，大概也不会用几头猪来点缀城市繁荣街景吧。因此认为图中所绘为外地赶猪进城贩卖的，并引述了《东京梦华录·朱雀门外街巷》中所载“民间所宰猪须从此入京，毎日至晚，毎群万数，止十数人驱逐，无有乱行者”来证明。[59]但我们认为，图中所绘的猪有可能就是当地住户喂养的。首先，从规模上来说，《东京梦华录》所记载的是“每群万数”、“数十人驱逐”，显然与图中所绘的五六头，无赶猪人是不同的。五六头猪且无人看守的规模更符合当地住户一般养猪的实际情况。其次，卫生及观赏完全是现代人的眼光，当时可能是司空见惯的一种城市景观。北宋东京城中就有由官方经营的牧苑，在城北陈桥东北，有牧养马、驼、牛、羊之所。[60]宋初“开宝戊辰(968)，艺祖初修汴京”，由于事出草创，“时人咸罔测，多病其不宜于观美。煕宁乙卯(1075)，神宗在位，遂欲改作，鉴苑中牧豚及内作坊之事，卒不敢更，第增陴而已。”[61]这一事实说明，宋初以来，汴京都城中就存在养猪的事实，而且规模甚大，以致影响到京城的修筑。

　　这种景观，即便是在晚近也并不少见。二十世纪初，就有“城里的猪都得了瘟疫，已经有上千头猪死掉了”[62]的报道。可见当时报道中那个城市养猪业的规模。这种情况可能相当普遍。三十年代初经济学家冯锐对中国农业有过这样的论述，他说：“广义上说来，每个中国人都是农民，因为即便象广州这样拥有九十万人口的繁忙都市，都处处养着鸡。而拥有七十七万七千人口的南京，当时的首都，它所拥有的农田面积也要超出商用和住宅面积。除作物和牲畜之外，渔塘和肥堆在城中也是随处可见。每个中国人在他的日常生活中都有干些农活，事实上，每个中国家庭，无论贫富，都在生产着一些农产品。农耕似乎是中华民族的本能。”[63]宋代的城市人口数以百万计，但数以百万计的城市人口并没有真正脱离农业。其实主张《清明上河图》中所绘猪群为外地赶猪进城贩卖的作者，在另一本书中也提到，《清明上河图》中“可看到背街处有人户养的猪在中跑动”。[64]王禹偁在一首诗中也提到邻居园中养猪种黍的情况[65]。北宋时期，都城中有人户养猪的事实是可以肯定的。

　　猪以外，宋代城市中还大量养狗。有几个事例大致可以反映当时养狗的盛况。“绍兴六年四月，中京大雪，雷震，犬数十争赴土河而死，可救者才二三。淳熙元年六月，饶州大雷震犬于市之旅舎。”市中犬多，必致扰民，于是“德祐元年五月壬申，扬州禁军民毋得蓄犬城中，杀犬数万，输皮纳官”[66]可见当时象扬州这样的城市中，狗的数量是数以万计。

　　慶厯八年，嘗詔河北州軍坊郭第三等，鄉村第二等毎户養被甲馬一匹，以備非時官買。也即户馬法。[67]户马法要求“自買馬牧養，坊郭户家産及三千緡，鄉村及五千緡，養一匹，各及一倍增一匹，至三匹止。(马)須四尺三寸以上，及八嵗以下。”[68]可见属于坊郭户的城市居民上户还需要养马。

　　实际上城市中农产品相当丰富，谷、丝、麻、茶、菜、果、竹、木、花、药、禽、兽、虫、鱼，应有尽有，这在宋人吴自牧所撰着的反映整个南宋时代都城临安(杭州)的《梦粱录·物产》中就可以略见一般。[69]兹以北宋池州居民滕润之为例：“永静太守南阳滕大夫润之家于池州，州距山甚迩，尝筑圃于所居之西，择九华之药可以种者种之，可以移者移之，分畦以别其品，立石以识其名，清泉灌沃，泽根本也;恶草锄去，养善类也。不杂花卉，恱不在目也;不植蔬果，嗜不在味也;药斋居中，用药之书聚焉;药轩在北，治药之器具焉;华实根叶，采之有时，君臣主使，处之有序，以之攻疾，疾无不痊，以之施人，人蒙其惠;于是药圃之名传于缙绅，莫不慕大夫之所存。”[70]

　　宋朝政府曾经向坊郭户(城市居民)征收过“和买”和“和籴”税收，[71]形式为绢和粮草等实物，为了完成税收，坊郭户要么持钱到市场上购买，要么，则要自己生产，这也说明当时的城市居民有某种蚕桑和粮草的生产能力。

　　(二)城市农业发生的原因及性质

　　物质上的需要。蔬菜生产即是适应城市的需要发展起来的。蔬菜是中国人最主要的食物，古人称“谷不熟曰饥，菜不熟曰馑”。而在谷物歉收的情况下，蔬菜就成为食物的唯一来源。古有“菜色”一词，《汉书·元帝纪》初元二年“岁比灾害，民有菜色。”注：“五谷不收，人但食菜，故其颜色变恶。”研究中国农业发展史的美国学者珀金斯说：“过去和现在都大量消费的唯一的其它食物是蔬菜。在1955年中国城市居民平均每人吃了二百三十斤蔬菜，差不多占所吃粮食的一半。蔬菜由于缺乏冷藏、容易腐烂，因而使问题更加复杂。因此在中国，它们总是在大城市附近的郊区栽培的，它们在当天就可能实现收割和销售。倘使不是具有蔬菜的亩产量要比粮食高得多这个事实，那就会将城市的食物供应问题变得很复杂。”[72]如果说，市民的粮食需求主要依靠市场的话，那么，蔬菜的需求则主要靠自给。因此，即便是贵为宰相的王安石也要“三亩荒园种晚蔬”[73]。城市对于蔬菜的需求，和蔬菜自身不耐贮藏，却又相对容易栽培管理的特点，促进了蔬菜栽培技术在城市及其近郊区快速发展。蔬菜栽培业可能是城市农业中发展最快的行业。

　　生存的需要多为物质的需要，但除了物质上的需要之外，城市生活更有精神上的需求。昔日中国城市大多为富人所居住，或者说中国的富人都愿意居住在城市里，饱暖思淫佚，有些富人流连花鸟之间，或整日与猫狗同伴，这种需求就使得一些原本在农村中难发展起来的与农业有关的行当，如宠物的饲养和观赏植物的栽培等，在城市及近郊区发展起来。

　　在宋代，最突出的就是城市对花卉的需要。唐都长安，王室宫苑种花、赏花之风盛行，并影响到社会风尚。据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 XE "《开元天宝遗事》" 的记载，当时京都长安有“移春槛”和“斗花”的习俗。宋代赏花的风气和唐代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洛阳之俗，大抵好花。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挿花，虽负担者，亦然。花开时，士庶竞为逰遨，徃徃于古寺、废宅、有池台处为市井，张幄帟，笙歌之声相闻，最盛于月陂堤、张家园、棠棣坊、长寿寺、东街与郭令宅，至花落乃罢”[74]。又如， XE "牡丹" “越(今浙江绍兴)之所好尚，惟牡丹，其絶丽者，三十二种。始乎郡斋、豪家、名族、梵宇、道宫、池台、水榭，植之无间，来赏花者，不间亲疎，谓之：看花局。泽国此月多有轻云微雨，谓之：养花天。里语曰：弹琴种花，陪酒陪歌。”[75]农业的存在也是城市园林建设的需要，城市造园通过借助田野的景色，以营造出一片田园风光。吴兴的园圃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