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华农学会与现代农学研究机构的创设

　　[摘要]现代农学研究机构的创设，是晚清以降中国农业知识与制度转型的重要内容，也是趋新知识人移植西方学术建制在农学界的具体投影。近代类似思想与行动虽然发端甚早，但受诸多因素制约，难以形成实效，直到中华农学会以争取“庚款”为契机，鼓动创立中华农学研究院，局面才为之一变。梳理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既可重建朝野人士引入西方农学研究机构的学术取向、具体行动及变化的历史图景，也可揭示其在政治乱局中以试验研究推进本土农业科学化及域外农学本土化的曲折心路历程。

　　[关键词]中华农学会　农学研究所　学术建制　移植与研究

　　随着近代科学在华传播，中国固有知识体系从内容到形式、从思想资源到制度设计均发生了空前变化，在“量”激增的同时，其承载主体也日益“西化”。近代产生的各级农校、农事试验场、农学会和农学研究所等西式学术建制样式，体现了农业知识更新带动的制度变迁。从晚清以至民初，移植域外农业新知识是这些机构的工作重心;到1920年代前后，知识界观念剧变，重心转移，举办研究所风行南北。号为全国农学界领袖的中华农学会登高一呼，倡导设立中华农学研究院，意在扭转学人偏锋，开启研究新风，为后来树立典范。农业学术研究机构的创设，有助于推进中国农业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是中国学术整体演进的重要一环。梳理相关史事脉络，可以深化认识“农业科学化”的时代思潮，以及中国学术近代转承演化的全貌。

　　一、外来影响

　　中国知识界倡导研究所，很大程度是受了欧美各国的影响。20世纪初，德国形成大学、政府和产业研究机构三种基本建制形态，研究风气在世界首屈一指。尚在美国就读的中国学生注意到，美国后殖民时代建立的大学多受日耳曼大学学风影响，“注其力于研究科”，服膺“大学之极轨，研究天地间之万事万物，作天下人学问之明星”。除美洲大陆之外，欧亚各国也受到这股风气熏染，设立形式多样的研究所，推进本国的科学发展乃至产业振兴。就中国而言，将研究所的思想付诸实际，相比同在学习欧美的日本为时并不算晚。从晚清学制中的大学院、通儒院、学士院，到马相伯的“函夏考文苑”，再到1928年正式成立的中央研究院等一系列构思与实践，是为近代中国学术研究体制化与组织化大致的发展脉络。整体来看，近代研究机构大约有国立综合研究机关、大学研究所及各专门研究机关三种。

　　晚清民国视“科学化”为摆脱农业困局的康庄大道，仿照西方设立本土农校、农事试验场、农学会和研究所，移植域外农学知识以改造传统农业。从晚清开始，南北各地便效法日本，设立各类试验场，到民国初期已达30余处。1906年，大连成立奉天植物研究所，农商部设立林务研究所。以上各种机构成立虽早，但实际状况难以尽如人意。留美生邹秉文1916年在安庆观察到，农事试验场不过农田数十亩，技师毫无农业学识，维持尚有困难，遑论研究与改良农业，“殊无发展前途”。这样的描述大概是晚清以来农事试验场发展的一个真实写照。当然，原因复杂多歧，关键还是缺乏真正致力于农学研究的学术共同体的形成。直至1917年全国性农学社团中华农学会创立，这种情形开始逐步改观。

　　在留学时代，中华农学会会员中不少人怀有创立本土农学研究机构的梦想。1918年，留法的蔡无忌以为“农学研究所者，农学或关于农业科学之研究处之统称”，如农业试验场、植物病理研究所、种子试验室、机械试验室等，德国和美国此类组织“最多而最有势力”。前者以“分工及分权的普及”最引人注目，各科别立为专门研究机关;农、工业联合出资予以扶助，使其“位置益稳固而势力益扩张”，如Bromberg各院及柏林的发酵工业院;研究所附设于高等农业学校或农学士院，使教员、学生“同得其利益”。后者颇能继承德国精髓，“甚为完备”，研究范围各异，侧重于所在地农业特点，每所均受“农学试验场办事处”监督，使其互有往来，并与议会或民众交换意见，Farmers Tusfitutes即为显例。法国也仿照德、美等国设立研究所，使农学、农业日进。由此，蔡氏认为，“吾国之幼稚农学，实不能与泰西各国相抵抗”，故“欲改良中国之农业，以与世界相争，则非自设立研究农学之机关不可”。

　　留美学人亲炙欧美学风，对建立本土研究所贡献尤大。1914年，时在康奈尔大学留学的任鸿隽、赵元任、周仁、胡明复、秉志、章元善、过探先、金邦正、杨铨等发起科学社(Science Society)，发行《科学》月报，“设立各科研究所，施行科学上之实验”。秉志、过探先、金邦正、钱天鹤、章元善等科学社元老成为不久以后创立的中华农学会的骨干成员。社长任鸿隽特别强调“学校”与“学会”是创建中国现代“科学学界”的重要手段，当肩负“研究”使命的高等教育“正在破产的时候”，“研究所”成为“制造科学家的时势”的“终南捷径”。任氏另辟蹊径的观念转变，显然与教育界的风向有很大关联。当时不少人诟病清季以还的农业教育为“书本的”，裨贩有余而研究不足，“食洋不化”，难期实效。任鸿隽认为中国的科学教育有两大缺点：“专注重科学之传授，而不问科学之研究”;“仅以研究之事，委之学校，而不别求直捷有效值途径”。因此更须“研究所”推进“研究”事业。1925年10月，留美生唐钺发表《中国学术的最大病根》一文，直指学术界“重编译而轻研究”的偏向，欲建立中国的现代学术，必然要从“裨贩进而为研究”。学界鼓吹“研究”，恰是“研究”不足(尤其教育疏离研究)的明证。到1920年代，中国现代学术门类大体划定，因而后创，再造中国的学问日益成为学界共识，并且主张通过研究所的集众研究快速推进。

　　行动始于文史学领域，多以大学为据点，而后扩展至理、工、农、医等科，并越出大学校园。深谙德国洪堡教育理念的蔡元培对北大进行了“学术化”改造，他认为“大学重点，不在讲堂，而在研究所”，将裁撤之列的法科(法、商、工等科被认定为“术”科)纳入大学学术化轨道，酝酿创立包括法科在内的9门研究所，引领教育及学术界。随后，政府及各学术社团研究机构渐次成立。科学社移步南京高师后，于1922年8月正式创立生物研究所，分设植物部、动物部，先后由康奈尔校友、中华农学会会员秉志、钱崇澍、陈焕镛主持。秉志1909年考取第一届庚款官费生，赴美入康奈尔大学农科，后入研究院，师从世界知名学者尼丹(J.G.Needham)习昆虫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又入费城韦斯特解剖学及生物学研究所(The Wister Institute of Anatomy and Biology)，为研究学侣，随神经学家杜纳森(H.H.Donaldson)从事脊椎动物神经学研究。海外的研究履历为其实际主持所务提供了丰富的学术经验。

　　在尼丹及其中国弟子共同推动下，中国静生生物调查所得以诞生。尼丹的中国弟子众多，诸如中华农学会会员邹树文、秉志、陈桢、胡经甫、刘崇乐、朱元鼎、吴福桢等中国最早一批生物学学者，均是其及门弟子：邹秉文、过探先、金邦正、钱天鹤等与其也有授受渊源。1927年9月，他应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之邀来华访问。按照双方约定，本只“辅助发展国内生物科学及其研究”，但金陵学界的众门生却寄望借助乃师之力，设立专门研究所，树立学术典范之际，也可张皇英美一系势力。秉志、邹秉文和胡先骕领衔，广为联络康大校友任鸿隽等人，联名致函范渊濂，施加影响。他们认为，国际学术大师若“只在学校授课及往各处演讲，其影响较小;若请其组织生物调查所，本其平生之经验，大约一年之内，可以训练人才，使该所之工作渐有端倪。……将来尼氏离华后，其研究者可以与其计划进行，数年以后，必有较大之成绩”。由此，中国静生生物调查所在北京正式设立，秉志出任所长。

　　并立于南京的金陵大学农林科与东南大学农科，由于大量留美人士加盟，其办学水平很快跃居全国一流，成为名副其实的农学教育与研究中心。另外，这两所学校与同处一地的科学社、中华农学会等学术团体往来密切。中华农学会浸淫在浓重的学术氛围中，并有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的直观示范，于1922年提出“将设立各项研究所、试验场、演习林，代社会解决一切疑难问题”。1923年，第六届年会建议政府设立农业研究所，但因经费拮据与政局动荡，皆未能实行。1925年，上海年会和干事会相继提出设立棉业研究所，组织农村问题研究会、改进茶业及推广海外贸易研究所等项，列为重要会务。中华农学会对“研究”的自觉意识，除自身观念转变外，正如时人所道及是受了外来因素刺激，其中日本的影响尤为明显。明治初期，日本引进美国式大农业主义失败，转而移植德国农学，着手建立研究所，大获成功。日本实现从“日本科学”到“日本的科学”转换后，遂按照本国学术典范在中国建立研究所，进行文化输出。1923年3月30日，帝国议会通过“对支文化事业特别会计法”，以庚款余额在华举办文化事业。次年2月6日，分别在沪、京两地设立自然科学研究所与人文科学研究所。前者初设医学、理学二部，理学部下设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和地质学四科，与中华农学会同人专业密切相关。它声称以“自然科学的纯粹学术研究”为目的，办成“由中日科学家共同从事合作研究的场所”。实际包藏祸心，难以掩盖文化殖民的凶险用心，更甚者实际充当日本官方情报据点，而遭致中国教育会联合会等教育和学术团体联合抵制。尽管如此，此类机构仍不乏学术典范效应。

　　学界的反对声音最终未能奏效，退而谋求加入研究。至1925年底，中国科学社、中华学艺社、中华医学会等学术团体加入为会员，计有章鸿钊(中国科学社副社长、地质学家)，郑贞文(中华学艺社社员、化学家)，胡敦复、伍连德(中华医学会会长)，谢应瑞(中华医学会董事)等。中华农学会设法参与研究，但对方态度不甚积极，未能如愿，因而大生不满。汪厥明愤而指责，“只见医学者占多数人，而无一农学专家插翅其间，岂非恨事!夫医与农，皆与生物有关之应用科学也，医如斯，农岂可落后”，农学界应“急当有所表示也”。而中华农学会并不甘心受此“冷遇”，力图扭转局面。1926年4月首次组团赴日参观考察时，汤惠荪在日本农学会和日本农艺化学会联合大会的讲演中，提到中日农业问题极为相似，两国农学界需要“相互提携”，应在上海自然科学所增加农学部，并请予援助。不久，会员在广州年会上再次提出此案，经大会审查通过，并以学会名义致函中日文化事务委员，但仍未获得肯定答复。这对中华农学会应是不小刺激，会员当即提出“农业研究分科陆续举行建设案”，并获大会通过，预示其自办研究机构的启动。

　　二、沟通中外

　　民族主义激发朝野人士自觉追求学术“自立”，超越知识“裨贩”旧轨，树立“研究”新风。理想一旦付诸实践，则远非放言高论所能奏效，须有谋事之人，更须具备办事之力。当时南北分立，政争不断，各政派无暇顾及学术事业;学人社团高谈理想，但因经费困顿，无力实施。在这样的时代大环境下，中华农学会对于研究机构一直“预”而“未立”。它试图争取一部分退还庚款，促成农学研究机构本土化。民初，法、英、日等国相继宣布退还部分庚款，引发中国朝野激烈争夺。英国决定将1922年12月1日以后收入赔款，拨充中英两国“有利事业”，本息每年合计300余万磅，用途并不限于教育。用款指无定向，颇引起社会论争，各方的分配方案分歧极大，口水战背后却是利益之争。主要有教育学术、实业与军事三种用款取向，“教实”双方是论争主力。在华英国商会主张用于“英国式之中国教育”，并补助在华英国文化教育及医学教育;英国工程师学会坚持用来修筑中国铁路，并联合吴佩孚争取。中国科学社力主用于“研究学术”：纯粹研究，如设立研究所、补贴各大学等：补助研究机关，如设立图书馆、博物馆等;还有人呼吁用于“改良司法”。蔡元培在英岛发起退款兴学运动，发表七项意见，其中第一、二项关系农林研究，主张设立科学研究所，并辅助国内有名大学或专门学校，创设或扩充急需的科学或工艺特科，如农林等科。各方激烈争夺，相持不下。

　　“教实之争”体现了国人对于发展实业与教育，孰先孰后与孰重孰轻的判断取舍，以及争夺双方为实利而各自放大的倾向。农学界鼓吹庚款兴农，由邹秉文首先发起。1924年，邹氏公开提出要规划四项事业，设计一项组织。他指出中国以农立国，若能拨一部分从事于农业改良的科学研究，是为“协助中国最大多数人民之盛举”，将促进中美邦交“敦睦”，符合美方之愿望;将利用庚款延聘美国专家，帮助中国改良农业。其核心观点是设立“中国农业改良局”，设董事会，由中美双方7至11人共同组成，局内设立棉作、林业试验场和血清制造所，推进试验、研究工作。他主张改良局与各地农事试验场、农科大学合作解决中国农业问题，并与全国各县立农场、农校及乡村小学合作推广所发明的新种子、新方法。这体现了将农业改良各环节连贯衔接，实现研究、试验与推广的融合，全国各农事机关联络一体的思路。邹秉文地位举足轻重，此举对中华农学会应有不小影响。实际上，中华农学会早于1923年便议决加入北京对日庚子赔款问题协会，但因时局动荡，未能展开实际工作，直至许璇主会，相关事项才又提上日程。而此时，外籍人士也颇为关注中国的农业教育与研究事业。1926年3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孟禄(Paul Monroe)列席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讨论利用美庚款设立中国农业研究机关。4月，英国庚款委员会代表团威灵顿爵士、胡适、丁文江一行6人，赴沪征集各界意见，为中华农学会接洽建言提供了契机。这确与邹秉文有的放矢、直指美国庚款的做法不同，略显被动，“此款重要点虽在主权问题，但既来征求意见，亦应有所表示”。中华农学会与教育、实业界均有人脉与利益相系，其不太积极或许与顾忌卷入教、实纷争有关。既然英方主动相邀，发表看法倒也顺理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