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在农业科学史上的意义

　　方志在我国历史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其价值实与国史相等，甚至超过。方志所包括的内容之广，如顾颉刚氏所指出的：“夫以方志保存史料之繁富，纪地理，则有沿革疆域、面积分野;纪政治，则有建置、职官、兵备大事纪;纪经济，则有户口、田赋、物产、关税;纪社会，则有风俗、方言、寺观、祥异;纪文献，则有人物、艺文、金石、古迹。”[1] 对方志的利用价值，瞿宣颖归纳为：“社会制度之委曲隐微不见于正史者，往往于方志中得其梗概，一也;前代人物不能登名于正史者，往往于方志中存其姓氏，二也;遗文佚事散在集部者，赖方志然后能以地为纲，在所统摄，三也;方志多详物产税额物价等类事实，可以窥见经济状态之变迁，四也;方志多详建置兴废，可以窥见文化升降之迹，五也;方志多详族姓之分合，门地之隆衰，往往可与其他史事互证，六也。”[2] 这六点归纳可说已经很全面了，但笔者还可以补充很重要的一点，即方志对于我国科学史(特别是农业科学史)实在有非常重要的、无法取代的价值。其所包含的内容，犹如未开垦的处女地，只有辛勤耕垦，才能发掘其潜力。

　　法国的昆虫学家法布尔有一段耐人寻味的话：“历史赞美把人们引向死亡的战场，却不屑于讲述使人们赖以生存的农田;历史清楚知道皇帝私生子的名字，却不能告诉我们麦子是从哪里来的。这就是人类的愚蠢之处!”[3] 英国一位研究中国农业史的学者也同笔者谈起类似的感想：“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积累了非常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和农业科学知识，正是这样杰出的农业系统哺育了灿烂的中国古代文化，为什么中国的史书尽管浩如烟海却对农业科学几乎全不提及?”[4] 于是乎我们只能到一些专门的古农书上去探索，但中国的古农书也是很走厄运的，在文献上可查到的农书名录约有500多种，而目前还存在的仅约一半，还有一半都佚失了。[5] 可以补农书之不足的就是方志。

　　据朱士嘉《中国方志综录》(增订本，1956)的统计，全国图书馆现存方志为7413种，109143卷;另外，台湾省有232种，3487卷，美国国会图书馆约4000种，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量。即就一个省而言，如浙江省的方志，也有1800来种(包括佚失)。[6]

　　尽管方志的内容中与农业有关的部分甚少，仅物产、土贡、风俗等，尽管有些方志所记的物产极其简略，如仅举出作物品种的名称等，但有这点记载，就等于在时空的坐标上标起一个位点，积少成多，还是可以从中找出规律，重现失去的历史信息。笔者因研究工作的需要，对方志中的农业史内容初步有一些接触，深感值得图书学界和农业史工作者的重视，现将个人的粗浅体会陈述如次，借供交流。

　　一、 方志与农作物的品种资源

　　各地方志中的物产部分订书机罗列一些农作物的品种名称，这些名称历来可说是默默无闻，不引人注意。但是，我们知道，随着近20年来农业生产上现人新品种的迅速推广普及，使当地原有的农家品种不断理由到淘汰，因为地方品种的丰产性、耐肥性不如现代新品种。可是与此同时，地方品种的其他优良性状如抗病虫害、耐瘠、耐不良环境条件，品质优等也随着被淘汰了。其后果是今天用来培育新品种的基因基础日益狭窄，可以利用补充的基因资源日益减少。而大面积推广的新品种往往因对环境的失调缺乏适应力，表现得非常脆弱。为此，近年来不少国家(包括我国)都注意收集保存地方品种资源，建立所谓“基因库”或“种质库”，以防品种资源的进一步消失。在这种重视品种资源的新形势下，研究品种资源的历史演变自然提到日程上来。而对品种资源的历史状况，世界上还没有第二个国家像我国这样，既有丰富的品种资源，又有历代方志的记述可供整理研究。

　　表15宋代十二种地方志中水稻品种的统计

　　方志名称(今所在)|籼及粳(新增)糯(新增)|合计(新增)(重复)

　　宝祐琴川志(常熟)|27(27) 8 (8) |35 (35) (0)

　　淳祐玉峰志(昆山)|25(15) 9 (9) |34 (21) (13)

　　绍熙吴郡志(吴县)|2 (0) 0 (0) |2 (0) (2)

　　嘉泰吴兴志(吴兴)|8 (5) 1 (0) |9 (5) (4)

　　绍定澉水志(海盐)|7 (0) 2 (0) |9 (0) (9)

　　咸淳临安志(杭州)|6 (5) 4 (3) |10 (8) (2)

　　嘉泰会稽志(绍兴)|40(34) 16 (12) |56 (46) (10)

　　宝庆四明志(宁波)|14(9) 11 (10) |25 (19) (6)

　　宝庆昌国志(定海)|14(0) 11 (0) |25 (0) (25)

　　嘉定赤城志(台州)|24(18) 9 (5) |33 (23) (10)

　　淳熙新安志(歙县)|25(24) 7 (5) |32 (29) (3)

　　淳熙三山志(福州)|21(18) 10 (8) |31 (26) (5)

　　合 计 |213 (155) 88 (57) |301 (212) (89)

　　就水稻的品种资源而言，我国的方志从宋代开始记载水稻品种的就多起来，遗憾的是宋代方志存留至今的较少，影响了对品种资源的较全面的了解。笔者查阅了26种宋代方志，其中12种记有水稻品种的名称，共得301个，除去重复的89个，实际212个(见表15)，时间在淳熙(1174)至咸淳(1274)间，恰100年。表内括弧中“新增”字样，表示该栏下的数字是同他志不重复的品种数。这样，共有籼粳品种156个，糯稻品种57个，合计212个。糯稻品种占全数的26.76%，反映了古代种植的糯稻品种远较现在为丰富。

　　如果把这个212个品种的名称都开列出来，并在每品种后注明它所在的方志名称，就可以看出品种分布的地域性及其某些规律(这里从略)。[7]

　　到明清时期，方志数量大增，水稻品种见之于方志记述的也随之增多。清《授时通考》(乾隆七年修)卷二十二谷种篇对明及清初方志中有水稻品种记述的，加以汇总，名《直省志书》，共转录了当时直属省十六个省的223个府、州、县方志中的水稻品种。经笔者逐个清点结果，共得3429个品种(包括重复的在内)。按品种数的多少次序排列，以浙江、江苏、江西、广东、安徽五省最多，共占全部的65.71%(见表16)。表内各省品种数相差很大，是由于搜录的县志数多少不同之故。总之，以直省志书为基础，进一步加以补充，肯定可以大大增加，比如浙江虽然最多，达530个，但经笔者不完全的搜求，又得258个，总数达788个。

　　查阅了方志上这些水稻品种的逐个名称及其有关文字的描述，得到如下三点体会：其一是品种资源的继承性。将宋志中琴川、玉峰两志42个品种拿来与16世纪明代黄省曾的《稻品》(该书是对《姑苏志》的补充)中所录的35个品种对比，有27个(占稻品的77.1%)与宋志相同。再查清道光的《苏州府志》所录的38个品种中，仍有26个(占68.4%)与宋志相同。说明这些品种自从在宋志上出现以来，在苏州地区持续栽培了600年左右。再查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松江府志(1817)、上海县志(1871)、川沙厅志(1879)、江震物产(1898)四志中，找到与《稻品》相同的品种有24个(占68.6%)解放后50年代初，董巽观等[8] 为了对《稻品》的35个品种作注释，在嘉兴、平湖一带访问了当时农业社的老农，发现稻品中的雪里拣、师姑粳、早白稻、麦争场、三朝齐、紫芒稻、矮糯、青秆糯、小娘糯、香秔、乌籼糯等十一个品种在嘉兴、平湖一带仍有种植，而且老农口述的这些品种特性与《稻品》所记的文字完全吻合，这就进一步把这些品种在太湖地区的栽培历史延长到800来年。其二是品种资源的变异性。作物品种在栽培过程中一方面由于年年的单独种植，单独留种而得以保持流传下来。另一方面，又因为自然变异、人工选择，耕作制度的发展变更，异地引种等因素，使得一个地区的地方品种组成处于缓慢的不断的更换之中。继承和变异是矛盾统一的两个方面，是很自然的。查对同一地区不同时期的方志记载，可以找到变异性很大的一些实例。如笔者选择常熟、昆山、杭州、宁波、绍兴、台州、瑞安、福州(代表苏南、浙北、浙东南、闽北)的早期方志(宋志为主)和晚期方志(明志)所记水稻品种，加以一一核对，发现在早期方志中的236个品种中，仅有44个(即18.6%)还见之于晚期方志，有192个(81.4%)的品种在晚期方志中已不见记载：反之，在晚期方志所记的270个品种中有226个(83.7%)是新出现的。说明这些地区在三四百年的时间里，品种组成的变动是很大的。但因方志记载本身的不完整，前后方志撰修人的标准不一致，这种统计所得的数字只有相对的参考意义而不能作绝对的理解。

　　表16 《直省志书》中水稻品种的地区分布统计

　　省别|府、州、县数|水稻品种数|所占

　　浙江|25|530|15.45

　　江苏|21|525|15.31

　　江西|26|465|13.56

　　广东|25|387|11.28

　　安徽|17|347|10.11

　　福建|23|274|7.99

　　湖南|11|270|7.87

　　云南|25|261|7.61

　　湖北|8|187|5.75

　　广西|3|84|2.44

　　四川|4|42|1.22

　　陕西|3|26|0.75

　　河北|8|16|0.46

　　河南|17|15|0.43

　　山东|14|0|未记录

　　山西|3|0|未记录

　　16省|223|3429|100.00

　　因古书无点逗，文字叙述和品种名易混淆，因而统计的数字可能因人而异，这里是作者的首次统计。

　　其三，是品种资源的多样性。品种多样性是物种在自然竞争中一种适应性的表现，是人们培育作物新品种的物质基础。品种资源的多样性在农书(如《齐民要术》中虽有记载，但远不如方志中记载波丰富、详尽。现举几方面的例子，以见一斑。比如在生育期方面，除了通常的早熟、中熟、晚熟品种以外，方志上还记有特别早熟、特别耐迟种的品种，如江西泸溪有：“最早者名五十粘、次名六十粘。他种青黄不接，而此两种可先食，田家种以继不足。”[9] 湖北德安有：“*[原字卄头下查]谷者，其种法不必浸种分秧，但耕下子，五六十日可实。湖人被水害者，水退，不遑他谷，故多播此。”[10] 在株形方面，除了常见的高秆、矮秆等外，还有特殊的形态，如“雀不知”、“叶下藏”等，是一些“穗低而叶仰”的品种，11) 有利于躲避鸟雀为害;在穗型方面，有大穗型的“三穗千”(每穗结谷三百粒以上);有密穗型的“辫*[原字左禾右畾]稻”，“缀粒甚密，颗稍圆细”[12] 。在特殊品质方面，有“香子稻”，“一名香*[原字左禾右畾]，色斑，粒长，以一勺入他米炊之，饭皆香”。“有芦黄糯”，“酿酒最佳”。有“麻筋籼”，“秆柔，可以为索”等等。在抗逆性方面，有：“旱棱，宜高田;水棱，宜下田”;“长水红，……极涝不伤”，“料水白，岁遇甚涝，辄能长出水上”(以上各县方志中甚多)。有耐盐碱的：“曰碱稻，曰大塞，二种宜卤田”。[13] 此外还有耐寒、耐热的等等，不俱举。至于抗病虫的品种，在方志上较少见，而实际不少，这是因为古代对病虫的知识缺乏，没有引起专门的注意。

　　品种资源的多样性即代表遗传基因的多样性。我国水稻品种资源对东南亚水稻的新品种培育也有很大的贡献。菲律宾国际水稻研究所从世界各地收集的品种资源中，鉴定出一批抗病虫的品种资源，其中来自中国的竟有十几个之多。[14] 甲午战争(1895)后，日本人从我国带去一个陆稻品种被取名为“战捷”(原名不详)，发现有很强的抗病性，日本育种家以“战捷”为母本，培育出一系列抗稻瘟病的品种，战捷是唯一的抗稻瘟病资源。我国目前广泛栽培的“珍珠矮”品种，其母本之一是“矮仔黏”，一般都说矮仔黏是从南洋带来，但笔者从乾隆二十二年(1757)《湖南通志》上找到矮仔黏的名称，说明是我国原有地方品种。这些事例说明我国品种资源的丰富和重要性，而我们自己对品种资源并未作彻底的清查了解，对方志中的品种资源进行清理则是整个品种资源工作中(调查、收集、保存、利用)的一个重要环节。

　　二、 方志与耕作制度及栽培技术

　　我国农业的传统一向以精耕绘图仪和、复种制度多种多样著称。著名农书如《齐民要术》(北魏)、王祯《农书》(元)、《农政全书》(明)等虽然对于耕作制度和栽培技术已有非常丰富的记述，但这些大型农书的综合性较强，不可能反映不同时期、不同地区有针对性的耕作制和栽培技术。另一方面，一些地方性农书如陈旉《农书》(南宋)、《沈氏农书》(明末)，虽然对一地的栽培技术有详细、精辟的叙述，但对比我国幅员的辽阔，农业地区性之强，地方性农书的数量显得太少。方志正可以弥补这两类农书的不足。就以浙江省的水田耕作制为例，浙江的连作稻主要是解放后发展起来的，历史上延续最久的是间作稻(浙南为主)和单季稻(浙北为主)。若问浙江的间作稻起始于什么时候?这是从农书上找不到的。但可以从《平阳县志》(乾隆二十四年，1759)中找到满意的记载：“春分平田，浸种下秧，通田。春夏之交，先分早秧插田，疏其行列，俟数日后，乃插晚秧，曰补晚。浃旬而耘，至于再三。旱则水车引水灌之。及秋而获早稻，乃以竹畚取河泥壅之，践早稻根，以培晚稻，又时粪之。及冬而获，名曰双收。田远乡瘠地，止单插，土浅者宜早稻，土深者晚稻，收获俱毕，随犁而曝之，以受霜，则来年土膏而禾盛。然地多斥卤泥涂。故种麦者少，昔人所谓不粟麦而秔稻足是也。……山乡陆路则种麦、豆、麻、苎、餹(即甘蔗—笔者)、靛、木棉等物。……地少蚕桑，故不织帛多织布。”[15]

　　这段短短200来字的叙述，为我们展现了清初时浙南平阳地区的耕作制面貌和间作稻的栽培技术，间作稻从做秧田、下种，到插早稻，补栽晚稻，耘田次数，及时灌水抗旱、捻河泥作晚稻肥料，利用早稻根培肥晚稻，和追施人粪尿，直至晚稻收获的全过程都在内了。并且指出间作稻适于土地较肥、人口稠密的地区，僻远的山乡瘠薄田，仍只种单季稻。不论单季双季稻，冬季都不种麦也不种绿肥。至于旱地的耕作制更是复杂，计分别种植麦(大小麦)、豆(冬季蚕豆，夏季大豆)、大麻、苎麻、甘蔗(表明平阳是浙江的老蔗区，有优良的果蔗地方品种，作者在60年代曾去调查过。染料作物靛(农村被服、蚊帐等的重要蓝色染料)和木棉(即棉花)等。当时的蚕桑较少，所以农村妇女多织布(麻、棉纤维)。浙南一带的间作稻还上溯至明朝。弘治十六年(1503)《温州府志》中也有间作稻的记述，文字简略些。

　　浙中的东阳一带盛行另一类耕作制，如麦→白豆(即大豆，套种于麦下)→秋杂粮或蚕豆→早、中稻→秋大豆。稻田还有一种以毛发拌火泥灰的所谓“塞秧根”的经济施肥技术。这些都可以在康熙十七年(1678)的《东阳县志》中找到，记述的内容较上述《平阳县志》还详细，这里就不俱引。像平阳、东阳县志中这样详细记载当地耕作制和栽培技术的，为农书或其他史书所不得见，说明了方志在保存农业科学史资料方面的突出的价值。

　　三、 方志与农书的互相补充作用

　　上面着重介绍了方志中记载的材料在农业科学史的特殊价值。但这不等于说凡是方志上记载的都比浓书上的好，那将是很大的误解。正确地说，方志和浓书都有可以互相补充、互相纠正的地方。比如有些古书上疑难不决的地方，借助于方志可以解疑。例如《管子·地员》篇中提到一个水稻品种的名称，叫“*[原字左禾右畾]葛”，经过考证，是“*[原字左禾右畾]*[原字左禾右葛]”之误[16] 但它的含意如何?有无现实意义?都还是疑难。可是从宋至明清方志中可以找到大量带*[原字左禾右畾]音的水稻品种名称，有些是同音通假的，如“*[左米右畾]*[左米右散]”、“藟散”、香*[原字左禾右畾]、“辫*[原字左禾右畾]”、“磊晚”等。据方志的介绍，*[原字左禾右畾]是“缀粒甚密”即现代所谓密穗型的品种，现在口语中有些品种都还保留*音。[17] 这样，2000多年前一个古农书上的含义不清的“死”品种，就给复活了。另一种情况，是方志上弄错的，则可以借农书的记述予以纠正。比如《湖南通志》(光绪重修本)卷六十，食货物产部分有：“按湖南为产稻之乡，其名不一，其种有二：黏者为糯，不黏者为粳。粳种来自占城，故俗谓粳为黏。黏者，占字之误也。黏之类有：红黏、白黏、……(以下列举80个黏稻名称)”《湖南通志》的大谬是以粘和占同音(湖南方言，黏占同音)，遂把所有带黏(占)音的水稻品种都视为“占城”稻类。不知道占即籼，所列举的80个黏稻，都是籼稻，至于占城，只不过是籼稻品种之一而已。占城是“占婆”的同义词，宋史上占城、占婆通用，占婆是Campa的音译。日本学者[18] 研究占城稻的作用，就引湖南通志这条记录，扩大了占城的作用。《湖南通志》的另一大谬是黏(籼)粳不分，竟说“粳种来自占城。”

　　方志有时可以拿来与古书记载互相校勘，纠正古书上的讹误。比如南宋·吴自牧的《梦粱录》卷二十物产部分记载当时杭州的9个水稻品种中，有一个名“杜糯”。浙江省图书馆所藏六种版本的《梦粱录》都作杜糯，似乎没有什么可疑的，但咸淳临安志上介绍同样的品种中，杜糯作“社糯”，杜显然是社之误。 此外，利用方志的记载，还可以判定某一地区新引种的作物的时期。比如一般认为烟草是明朝传入我国的，这在《东阳县志》(康熙十七年)中也说得很清楚：“烟草，向固无之。明末始种，今乃益盛，皆当禁限者也。”从《上虞县志》(光绪)的记载中还可以知道，烟草最初传入时，用的是译音，叫“淡巴菰”(tobacco)，是福建漳州人从海外带入，最先在福建种植起来的(不俱引)。清初的《东阳县志》中还没有提到玉米和甘薯，但已知道有甘薯这种作物，说“今东民未有此种也，……今闽广多种之。”这是完全正确的。因为甘薯在福建引种后，徐光启很注意这个作物，将其引到上海种植，大加提倡，浙江中部的传入是较迟的。可见要知道一地作物的引种历史、时间、地点和传播过程，就非依赖方志的记述不可。

　　四、 问题与展望

　　封建时代的方志，其内容和体系是按封建社会的标准编排的，总的是为封建的统治服务的，所以除了地理沿革、建置、职官、兵备、户口、田赋等外，对于我们今天看来意义不大的寺观、祠墓、祥异等的内容，记载得不厌其烦，所记人物、艺文等方面有很强的倾向性，如歌颂妇女贞操、死节之类。而对于科学技术的东西则非常简略，甚至缺乏记录。这同修志的士人脱离生产、轻视农业、手工业，劳心者治人的思想分不开的，笔者所查阅的23种宋志，不记载水稻品种的占有13种(占56.5%)，如宋咸淳四年《毗陵志》的物产部分，在稻字下，只抄录了《尔雅》和《说文》的释稻文字了事。淳熙十三年的《严州图经》物产除抄了一些古书句外，关于水稻只写了谷、粳、糯在字。明清方志中类似的也不少。这样一来，可以利用的方志数，无形中打了一个对折，不能不说是憾事。有方志而不记载物产的名称，就使得这些地区在农业史上成为空白，没有办法补足。对比之下，那些方志中对于农事情况记载得很详细的象万历《绍兴府志》、嘉泰《会稽志》、康熙《平阳县志》等的撰写者，有那样重视农业生产的眼光，是难能可贵的。

　　其次，在同是记载农业生产的方志中，彼此间详略差别也很大。以农业为民生根本，着意搜求记述的是少数，多数方志都是作为一种例行公事，在物产类下点缀一下而已，因而这些方志遗漏的远比记下的多。如嘉泰《吴兴志》，其物产部分记录稻的品种仅十里香、师姑秔、八月白等8个，接着就说：“询之农人，秔名不止此数种，往往其名鄙俚，不足载。”作者明明为此进行过调查，询问了农民，却认为品种名称鄙俚，就给砍了。这比《齐民要术》作者贾思勰以“询之老农，验之行事”作为著书的原则精神差远了。元至顺《镇江志》(1334年)，在记录了16个水稻品种以后，就说：“江南稻种甚多，不可枚举。”类似之例甚多。这也是不可挽回的损失。

　　第三，是方志本身的佚失问题，方志留传的共同规律是愈早期的佚失愈多，这对研究一个地方的农业纵深历史带来困难。比如上述东阳县的耕作制和施肥技术只知道在清初已很流行，更早的方志如南朝宋郑辑之的《东阳志》，宋绍兴二十四年(1154)洪遵的《东阳志》咸淳间(1265—1274)的《东阳志》元·赵绍的《东阳图志》，至正元年(1341)的《东阳续志》等都已佚失，不可再睹。

　　总之，尽管方志的研究利用存在上述三方面的缺憾，但是现在的方志还是一个为数庞大、有待于我们探索的宝库。现代科学研究是按学科细分的，方志本身是综合的。每种学科往往只用到方志中的某些部分。对方志的研究利用又是学科交叉的，任何一种学科要研究方志都离不开图书馆学界的协助配合，图书馆学界研究方志如不同各种学科取得联系协作，对于方志的意义和价值是不可能深入理解的。“文化革命”前，江西省、上海市等曾将当地收藏方志中有关物产部分汇编成出版，使用起来很方便，但这个工作需要全面铺开，搜罗齐全，才更有意义。如果只有少数几个省做了，其他省没有做，就将大大影响利用的价值。方志的研究历来是文史领域中重视得多，研究得多，自然科学史领域如地震、气象等研究较为领先，农业科学史或生物学方面可说还在起步。笔者希望通过图书馆学界和农业史界的协作，出版单位的技术，将有愈来愈多的方志物产部分及其他部分的专辑问世，对于我国农业科学史赶超世界水平将起无法估量的作用。

　　注释

　　[1] 顾颉刚：《中国地方志综录序》。

　　[2] 瞿宣颖：《方志考稿序》。

　　[3] 据Jack R Harlan,1975: Crops and Man扉页翻译。

　　[4] Francesca Bray ，参加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农业史部分撰写。

　　[5] 见王毓瑚：《中国农学书录》。

　　[6] 据洪焕椿：《浙江地方志考录》

　　[7] 见作者：《我国水稻品种资源的历史考证》(未发表)。

　　[8] 董巽观、董久之：《稻品笺》(油印本)，1958。

　　[9] 见《直省志书》。

　　[11] 《万历绍兴府志》

　　[13] 《广东古城志》

　　[14] Frankel. O. H. Hawkes J. Q. 1975: Crop genetic resources for today and tomorrow.

　　[15] (乾隆二十四年)《平阳县志》，卷五，风土，风俗。

　　[16] 夏纬瑛《管子·地员篇校释》，80页。

　　[17]游修龄：《古农书疑义考释》，《浙江农业大学学报》，1980年1期。

　　[18]加藤繁：《中国占城稻栽培的发展》1939。

　　[19]游修龄：《古农书疑义考释》，《浙江农业大学学报》，1980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