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教育的概念界定与框架关系
作者：无忧期刊网 来源：期刊论文 日期：2023-03-13 09:48人气：
摘 要：教学翻译、翻译教学、翻译教育是翻译实践与教学理性思考的发展轨迹。翻译教育是以翻译这种特殊社会行为为研究对象，以培养翻译人文素养和突出翻译社会价值为根本目标的系统教育活动。翻译教育具有人文学科属性，体现多学科、跨学科和交叉学科性质，主要借助教育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翻译学理论框架，探索翻译实践能力、翻译教学设计、翻译教材研发、翻译测试评估、翻译研究素养、翻译师资发展、翻译教育技术及翻译社会认知等多元主题。
关键词:翻译教育;人文学科:理论框架;研究体系;
Translation Education:Conceptualization and Structure
ZHANG Wei LYU Yu
1.引言
翻译教育事业蓬勃发展的同时依然存在着人才培养理念不清、师资队伍建设不强、人才培养质量不高、教学方式方法不新等问题(仲伟合，2019:71),集中表现为“翻译事业同样面临着需求不断增长和供给不平衡和不充分的矛盾”(黄友义，2018:7)。
因此，参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南(上)英语类专业教学指南》(以下简称“《指南》”)关于翻译专业的建设要求，明确教学翻译到翻译教学的转变，突出翻译教学到翻译教育的转型，探索翻译教育研究的本质内涵和逻辑框架，强调翻译教育研究的独特价值，应该成为当前翻译教学与研究领域着重思考的关键话题，也是国际学界普遍认可的教育与翻译深度融合的新兴战略领域。(Laviosa and González-Davies, 2020b)
2. 翻译教育的概念和价值体现
基本内涵、学科属性、理论体系和价值功能是一个学科或专门研究的核心要素。以下将说明翻译教育的发展历程，论证其在上述核心要素上的具体表现。
2.1 教学翻译、翻译教学、翻译教育
世界范围内，翻译一直是不同阶段、不同类型的外语学习的主要方法之一。(Laviosa and González-Davies, 2020b)具体而言，借助两种语言对译来认识外语语言形式结构和语义内容被称为“语法-翻译法”(Grammar-Translation Method),是一种典型的语法教学观，其教学理念是以语言为中心的教学思想，强调学习者通过翻译学习外语的语法体系，进而掌握外语知识。(Richards and Rodgers, 2008)显然，在这种教学操作中，翻译仅仅是学习外语语言结构、掌握外语知识的一种手段，是服务于外语学习的工具，因而称之为“教学翻译”(罗选民，2002:56)。
随着翻译在国民教育体系中的地位日益提升，翻译作为一个独立的专业科目也推动形成了新的教学理念和模式——翻译教学。翻译教学的目标不再是学习或应用外语语言知识，而在于以语言对比和转换为基础，突出翻译策略的应用意识，明确翻译效果评价的系统性，强调翻译实践行为的特殊性和复杂性。(罗选民，2002)
伴随着全球化浪潮，特别是多民族聚居、多文化交融成为普遍趋势，维护文化生态多样性逐步成为人类共识。在此背景下，作为跨语言文化交流的工具，翻译越发被赋予远超语言转换、信息传递的功能，进而成为文化交流、文明互鉴、协和融通的有效载体。也就是说，翻译自身就成为一种自我认知和社会交际的形式，发挥着传播知识、传承文明的广义教育作用。(Cronin, 2006)
总之，从作为外语学习的操作性工具，到作为独立专业的培养体系，再到作为人文素养的价值存在，翻译的性质和作用不断演变，也引发了翻译观念的循序升华：语言转换、信息传达、文化交流、身份构建、文明互鉴。而这一切也自然应该体现在翻译教学与研究领域的思考与变革过程中，也就是关于翻译教育的本体性思考。
2.2 翻译教育研究现状分析
近年来，关于翻译教育的问题逐步受到学界关注，主要涉及本科、专业硕士、专业博士等不同层次的系统培养和发展建议(黄友义，2017;张爱玲，丁宁，2019)、具体领域的翻译教学(陈刚，2017)、翻译教育职业化(苗菊，王少爽，2010)、翻译继续教育(蒋莉华，彭雪姣，2018)、翻译教育专题内容(如教材)(张美芳，2015),以及个案经验总结等。国际学者近来也非常关注翻译与教育的内在关联，强调了翻译在人类教育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明确翻译在知识传授、能力发展、人格塑造等方面所发挥的特殊教育作用。(Laviosa and González-Davies, 2020a)
但是，上述研究只是笼统地使用了“翻译教育”这种说法，讨论内容实质还是关于翻译教学、培训的相关主题，并未严格区分翻译教学与翻译教育，更未真正系统阐述“翻译教育”的本质范畴因素。虽然也有研究直接使用“翻译教育学”,力图说明翻译教育的主要内容(刘亚芬，张岳州，2006:31),但具体论述仍然是翻译教学体系的简单移植，没有充分论证翻译教育的学科属性、理论来源、逻辑关系和社会价值，难以有效说明翻译教育实践及研究的特殊性和系统性。
2.3 翻译教育的基本内涵：“以人为本”的系统教育观
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观强调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其核心是坚持“以人为本”(王道俊，郭文安，2016:91)。也就是说，教育的基本内涵不单是知识传授、技能培养，更重要的是培养主动获取知识并应用知识解决问题的意识和能力，特别是创造新知识的创新能力，同时塑造健全的人格，完善自我发展，实现个人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因此，翻译教育不仅是翻译实践技能、翻译教学规范、翻译质量评价等翻译实践层次的教学范畴，而是更加强调通过翻译实践和翻译评价，实现合理认知翻译价值，充分认可翻译作用，进而培养理性分析社会现象、有效评价文化交流、充分认可文明共存价值观的完整的人。这个“人”既指翻译领域的相关人员(学生、教师、从业人员),也指通过翻译活动关联在一起的其他社会群体，最终通过翻译行为构成一个动态平衡的“行动者网络”(actor network)。
总之，翻译教育是以翻译这种特殊社会行为为研究对象，以培养翻译人文素养和突出翻译社会价值为根本目标的系统教育活动。具体而言，翻译教育是以全过程翻译(翻译活动的发起、翻译转换的策略与模式、翻译产品的流通、翻译质量/效果的评价、翻译作用的认定)为对象的一种教育实践行为与思考过程，既包括传统意义上的翻译实践、翻译教学，更重视对翻译性质与作用的社会化教育，强调重新认识翻译活动的社会历史价值，推动社会对翻译的客观定位与合理评价。简言之，翻译教育是探索翻译与教育内在逻辑，认识翻译教育根本属性、基本规律、主要作用的一项专门研究。
2.4 翻译教育的学科属性：复合性质的人文学科
鉴于翻译活动的复杂性，翻译现象的解读必须借助其他学科的思想和框架，翻译研究因而表现出明显的跨学科特点，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认知学、传播学、人类学等理论或方法都对翻译理论构建和研究路径产生了重大影响。(许钧，2009)
同理，翻译教育以翻译实践和翻译教学为基础，但又超越单一的翻译实践技能培养，更强调对翻译现象的全面认识和评价，突出借助翻译媒介而形成的动态多元的文化和文明生态。因此，翻译教育不仅要充分参考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理论和方法，强化对翻译实践技能和翻译效果评价的规范指导，更要参考教育学关于“人本教育”的理念和多元方法，深化对翻译伦理关系的认识层次。
具体而言，教育学是翻译教育的核心理论来源之一，而教育学自身也是一种典型的交叉学科，涉及经济、社会、哲学等诸多学科，而且又自身分化产生了众多综合学科。(潘懋元，陈斌，2021)当然，更应该看到，教育学本质上是基于价值理解和认同的人文科学，以“人的培养”为核心目标(满忠坤，2017:71)。因此，翻译教育也是一种积极践行翻译、客观认识翻译、公正评价翻译的人文学科研究。
总之，正如外语教育学关于“外语教育︱学”的学科属性判断(王文斌，李民，2017:733),翻译教育研究(或“翻译教育学”)是关于“翻译教育”的专门学科探索，而非“翻译”+“教育学”的机械组合，因而是一项人文学科性质的专门探索，更具有多学科、跨学科和交叉学科的特征。
2.5 翻译教育的理论体系：“五位一体”的核心框架
翻译教育的多学科、跨学科属性决定了翻译研究理论框架的多元性。《指南》指出，翻译专业具有跨学科特点，翻译教育自然要明确解释翻译现象，阐发翻译价值的分析框架，确定具体分析路径。
因此，翻译教育的核心理论体系可提炼为教育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翻译学五类。翻译教育强调对翻译现象的全面认知，突出翻译活动多元参与主体的充分发展与协调共生，因此教育学关于全面发展、建构主义发展的教育思想是翻译教育的核心来源。同时，翻译教育明确翻译与社会关系网络的互动过程，旨在阐明翻译现象或行为的内在社会性形成机制或规律，因此社会学关于人与社会的互动构建关系思想是翻译教育的关键概念。此外，翻译教育重视翻译行为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心理反应和认知情绪，强调翻译活动参与者内在心理健康发展及彼此间的心理认同，因此心理学关于人格发展的理念是翻译教育的内在因素。最后，翻译教育以翻译实践行为为起点，强调语言知识和翻译技能的先导性价值，明确翻译实践能力与翻译教学规范化的基础性作用，因此语言学(包括应用语言学)知识体系、翻译学理论原则无疑都是翻译教育的本体性支撑框架。
2.6 翻译教育的价值体现
翻译的实践特性往往导致关于翻译作用的偏驳性认识，甚至发展为翻译的“工具性”和“功利性”价值观，而且“无论是学界，还是社会各界，往往是站在实用的层面去衡量翻译的作用的，这样的状况直到现在还没有大的变化”(许钧，2018:435)。因此，明确翻译活动的实际作用，彰显翻译教育的真正价值，自然是翻译教育首当其冲的责任。
翻译教育的价值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许钧，2018:436-438):首先，翻译具有推动社会交流与发展的强大推动作用，更表现为对民族精神的塑造力；其次，翻译具有推动文化演进的作用，翻译能够有效促进文化的积累与创新，“毫不夸张地说，一部翻译史，就是一部文化交流史”(许钧，2018:437);另外，翻译具有推动语言发展、激发语言变革的作用，世界范围内民族语言的形成、发展，甚至衰亡都与翻译存在着直接而重大的关系；同时，翻译具有触发新思想的创造价值，经由翻译而形成的观念突破、思想变革乃至社会政治更迭是中外社会发展的普遍形态；最后，翻译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国家、文化及文明的兴衰演变，往往都伴随着翻译活动的起伏发展，甚至以翻译行为为先导，研究翻译等于打开国家文化和历史发展的大门。
总之，翻译不是简单的语言转换，也不是机械的信息传递，翻译是一种文化自觉行为，是自我与他者互通共鉴的过程。甚至，翻译就是一种教育行为，不仅是实现教育目标的一种手段，甚至“上至可以教育一个国家(以此塑造该国的现代性),下至可以教育一个学人(以此塑造学人的博雅品格)”(罗选民，2013:17)。翻译教育的最终价值在于理性认识翻译行为的复杂性，充分肯定翻译活动的社会价值，为翻译活动营造更有利的生存环境，从而让翻译在个人成长、社会发展、文明进步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3.翻译教育的系统逻辑
明确了翻译教育的基本内涵、学科属性和价值，还要说明翻译教育内在结构，确定相关因素的逻辑关系，由此构建翻译教育完整的研究体系或学科架构。
3.1 翻译教育实践构成要素
教育学一般认为，教育研究“以人为本”,突出学习者在研究中的中心地位，同时强调课程、教学(理论、方法、评价)、教师、(社会)环境等因素。翻译教育具备一般教育体系特征的同时，更强调社会整体对翻译实践的客观认识和合理评价，因此包括翻译学习者、翻译教师、翻译任务、翻译关系人、翻译环境等结构成分(见图1)。
图1 翻译教育实践构成要素
翻译学习者是翻译教育的核心参与者，是翻译教学活动的主要实施对象，他们在(机构性或市场性)学习阶段接受翻译技能、翻译评价、翻译历史等方面的系统训练，同时也主动参与关于翻译价值、翻译伦理等方面的建构。
翻译教师是翻译教育的“关键推手”,实际执行翻译实践能力、翻译质量分析、翻译价值阐释等多层次翻译教育工作，翻译教师自身能力、视野和职业发展既是翻译教育的主要研究对象，也往往是制约翻译教育探索质量的关键因素。
翻译任务是连接翻译学习者和翻译教师的主要载体，翻译任务的类型、层次、作用、效果，特别是翻译任务与社会化需求的关系，都是翻译教育研究关注的核心话题，也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翻译教育的操作规范和最终效果。
翻译关系人指通过不同形式参与到翻译教育过程中的利益相关者，包括翻译用户、翻译中介、翻译评价者、出版机构、社会团队、政府部门等。这些翻译关系人往往扮演着翻译行为评价者的角色，他们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对翻译教育的实际执行过程常常具有决定性影响(Lefevere, 2010:16),因此翻译教育的一个核心内容或目标就是加强与翻译关系人的联络，共同促成对翻译价值的合理认知和评价1。
翻译环境指翻译活动所处的有形的外在物理条件或“无形”的内在文化环境，前者指翻译行为发生的物理状况，包括教育机构设置、技术设备等；后者指翻译行为当时或翻译评价当下的意识形态和规范体系，包括文化、政治、权力等因素的相互关系2。
3.2 翻译教育架构与体系
如上所述，根据教育学一般框架，同时参考相关研究关于翻译教育研究框架的综述，翻译教育的整体架构可以概况如下(见图2)。
图2 翻译教育整体架构
首先，包括翻译实践、翻译教学、翻译评价、翻译价值等因素在内的翻译教育实践是翻译教育研究的物理对象和目标所指，而翻译教育实践的核心阐释体系包括教育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和翻译学，相关学科理论相互佐证，共同分析翻译教育现象及其内在规律。
其次，针对翻译教育实践的具体研究主要包括8个体系或领域：翻译实践能力、翻译教学设计、翻译教材研发、翻译测试评估、翻译研究素养、翻译师资发展、翻译教育技术及翻译社会认知。而且，这8个体系两两之间相互影响、彼此关联，同时构成翻译教育研究内部体系(见图3)。
最后，翻译教育研究内部体系或研究主题如下：
3.2.1 翻译实践能力
翻译实践能力指翻译者借助多元翻译资源，灵活应用翻译策略解决翻译实践问题，最终完成翻译任务的基本素质和意识。翻译实践能力是翻译教育的基础性目标，也是衡量翻译教育水平的关键指标，因而在《指南》培养目标、能力界定、教学要求等环节中占有突出地位。
但翻译教育实践过程中，由于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师资质量、评价体系等方面原因，翻译实践能力的培养效果却差强人意，翻译专业学生的中外语言知识、翻译技能、翻译资格水平等方面均没有表现出明显的优势，甚至翻译专业学生的翻译能力反倒不如非翻译专业甚或非语言专业的学生，翻译专业培养质量堪忧。(王宏，张玲，2016;何刚强，2016)
由此，翻译教育要始终强调翻译实践能力的底线思维，翻译实践能力缺失或羸弱何以突出翻译专业的必要性?以下方面应该成为翻译教育加强翻译实践能力培养的关键所在：翻译教育要凸显实践能力作为翻译专业培养的关键显性理念，以此指导翻译教育全过程；课程设置加强实践型课程比重，同时规范翻译效果评价分析；教学方法强调实战型、研讨式、批判性，强化翻译实践能力个性化成长；评价体系和标准突出翻译实践效果，采取多元评估体系，满足翻译实践发展需求。
3.2.2 翻译教学设计
一般意义上，教学设计指对教学以某种系统的方式进行规划的过程。(加涅 等，1999)因此，翻译教育中的教学设计即对翻译教学的系统规划过程，其关键在于对资源和程序做出恰当的安排以利于学生翻译能力发展。具体而言，翻译教学设计专指教师作为主体对翻译实践课程进行教学规划，包括分析学习需求、明确教学目标、选择教学内容、设计教学活动、实施教学方案、评价学习效果。
翻译教育研究涉及翻译能力培养、翻译教学规划、翻译质量评估、翻译社会认知等不同主题，但翻译教学设计的专门性探索尚未深入进行，目前主要问题表现为：教学主题的规划追求广度、欠缺深度；教学内容重结果、轻过程，且与现实脱节严重；教学方法陈旧，多沿用行为主义的重复训练模式；评价学习效果的方式单一，基本上以篇章翻译为考评手段，评分标准缺乏有效性及可靠性研究。
为此，翻译教学设计应始终围绕翻译能力进行，重点考虑以下因素：翻译教师应通过专门、系统的教师教育全面提升教学设计能力(吴青，2013:42);翻译教材编写应体现翻译教学设计理念，避免以题材、体裁为内容线索的传统编写模式，着眼于为教师的课堂实操提供思路或灵感。
3.2.3 翻译教材研发
翻译教材是翻译教育的有效载体，是连接教师与学生翻译教育活动的重要纽带，更是教学理念、课程标准的集中体现。翻译教材研发和相关研究指总结翻译教材编写经验、探索翻译材料编写规律、阐释翻译教材价值取向，最终加强翻译素养培养质量。
目前，翻译教材研究并不系统深入，主要问题表现为：高质量的翻译教材不多，编写模式不新，内容重复度高；教材建设缺乏系统性、连续性和针对性；翻译教材研究与翻译教材的繁荣不成比例；教材研究注重“怎么编”,忽略了“怎么用”;对教材的评估注重印象式评价，缺乏实证性研究。
因此，翻译教材研发及相关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明确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材编写理念，突出译者能力培养；加快翻译技术在翻译教材编撰中的融合程度，依托高质量语料库资源，建立多模态翻译教学资源库，实现翻译教材立体化、电子化和多元化；建立全国性翻译教材建设委员会，加强翻译教材规划，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加强翻译教材编者身份多元化，满足翻译行业实际需求；加强翻译教材评价实证性研究，通过问卷调查、教师访谈和学生反馈等多种方法获取用户满意度数据，启发教材编写改革。(陶友兰，2017)
3.2.4 翻译测试评估
翻译测试是对受试者翻译能力的测量，是翻译评估的一种手段，也是翻译教育质量分析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指南》专门强调翻译教学评价的作用，鼓励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结合的方法。
当然，翻译测试评估研究目前并不充分，主要问题表现为：翻译测试研究的整体规模不足，无法形成多样化研究数据或经验，难以验证具体研究设计的效果及结论的代表性；翻译测试的实证性信度研究不系统，缺乏对翻译测试中主观因素的深入探索；翻译测试的研究过程与结论与翻译实践及翻译行业的关联性不充分，翻译教育的测试经验和方案难以反映翻译市场的实际需求。
因此，翻译测试评估应该是翻译教育重点开展的一项专门探索，重点内容包括：加强翻译测试的实证性研究，鼓励应用实验、访谈、语料库等多种方法获取翻译测试数据；结合翻译实践能力构念及逻辑结构，进行翻译能力“分解式”测试经验，着力分析翻译能力子要素间的实证关联，明确翻译能力子要素对翻译策略和翻译质量的实质影响；积极探索翻译测试在课堂教学环境与翻译市场之间的有效衔接，优化整合不同翻译测试体系及其资源，提高翻译测试的应用范围和实际效果。(肖维青，2012)
3.2.5 翻译研究素养
翻译研究素养指主体运用批判性思维，采用适当的工具和方法，去认识翻译现象，揭示翻译的规律性特征，发现和解决翻译问题，取得创新性成果的能力。翻译研究能力是翻译教育中人才培养的主要目标之一，《指南》特别强调翻译专业师生都要具有翻译研究的意识和能力。
我国当前的翻译教育较为重视对学生翻译实践能力的培养，对学生翻译研究能力培养的认识尚不明确。在翻译专业学位教育中，普遍存在着忽视翻译研究能力培养的现象，而在学术型翻译教育中，如何培养学生的翻译研究能力则是一大难点。我国翻译研究的整体现状显示出，许多研究者缺乏问题意识、理论意识和方法意识，重复性研究多，误用套用理论频繁，研究成果创新程度不高。
翻译研究能力的培养具有整体性、多主体性和长期性，需要从课程建设、教学模式探索、师资队伍建设、教材建设等方面来努力，具体而言，需要开设思维训练课程和研究训练课程，开展研究性教学活动，提升教师自身研究水平，开发研究方法论教材等，多种措施并举，提高教师和学生翻译研究能力。
3.2.6 翻译师资发展
翻译教师是决定翻译教育成败的关键，因此应该加强翻译教师教育与发展研究，为翻译教师的职前培养和在职培训提供理论依据。该领域探究以下核心问题：翻译教师应该具有何种知识和能力?他们如何学会做教师并成为好教师?
国内外翻译教师教育与发展主要问题表现为：对翻译教师“应然”能力构成的理论探讨较多，而对“实然”能力及其形成过程的实证研究不足；对教学行为背后翻译教师作为“人”的认知世界和情感世界认识不深；忽视翻译教师发展与社会文化环境的关系；缺乏对翻译教师教育及其效果的研究。
因此，结合《指南》关于翻译师资基本素质和能力的明确规定，翻译教师教育与发展研究主要内容包括：细化和丰富翻译教师“应然”能力的构成体系与逻辑；构建翻译教师教育和发展的理论体系；拓展研究主题，就教师知识、教师认同、教师动机、教师合作、教师行动研究、在职翻译教师培训、职前翻译教师教育、教师教育者等开展深入研究(覃俐俐，2016);更多地采用质性研究范式，探究教师的职业生活和内心世界的复杂性；建设翻译教师研究者共同体，搭建与国际同行对话的平台。
3.2.7 翻译教育技术
翻译教育技术指对翻译教与学过程及相关资源进行设计、开发、使用、管理和评价的理论与实践，涵盖翻译教育活动中所采用的一切技术手段和方法，其主要目的在于优化教学。因此，《指南》在能力界定、课程设置、教学实施、教师素质等方面都强调翻译教育技术的作用。
尽管翻译教育技术已成为翻译教学与研究领域的一个显性话题，但问题依然突出：翻译教学模式相对固化，教师教育技术能力薄弱，翻译教育技术资源匮乏，翻译教育技术环境落后，教育技术理论与实践脱节等，整体上制约翻译教育的长足发展。
为此，翻译教育实践及研究应系统强化翻译技术因素，主要内容包括：革新翻译教育理念，倡导数字人文型的翻译教育思想；加强翻译教育技术普及，适应数字化教学；把握翻译技术智能化、互联化、自动化、平台化发展趋势，挖掘并有效应用多类型翻译教育数据；构建翻译教育技术资源共享平台，实现技术与教学管理、教师素养、教学内容、教学模式、教学环境、教学评价的多场景、多层次融合。(王华树，2021)
3.2.8 翻译社会认知
翻译社会认知指翻译关系人与社会环境的互动关系，特别强调对翻译价值全面而合理的认识与评价，由此推动翻译与社会的良性发展。
虽然翻译教育实践及研究在外语学界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翻译学科独立地位和完整教育体系也基本确定，但翻译实践成果认定不健全、翻译价值社会认可度不高、翻译伦理意识不规范、翻译市场管理无序等仍然是困扰翻译教育实践及研究发展的根本性障碍。总之，翻译及翻译者的社会地位不高仍然是令人无奈的事实。
为此，除了传统意义上的课堂教育体系，翻译教育应与翻译关系人积极联动，加强翻译“再教育”“继续教育”“职业化教育”或“终身教育”(苗菊，王少爽，2010:66;穆雷，2012:14),凸显翻译特殊作用，明确翻译价值贡献。以下关键话题应充分关注：通过多种途径广泛宣传翻译的社会价值、文化价值和历史价值，充分认可翻译在人类文明发展和文化交流中不可或缺的影响；完善翻译市场管理体系，规范翻译市场行为，提高翻译产品质量和评价体系；改进翻译实践成果评价体系，全面客观地评价翻译实践产品，助力翻译师资职业化发展。
4.结语
从教学翻译到翻译教学再到翻译教育，基本体现了翻译实践、教学与研究经历的不同阶段或层次，三者各有其存在价值，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当然，新时代背景下，翻译教育应该成为翻译研究领域重点讨论的一个战略话题，不仅关系到传统意义上的翻译教学及研究如何提质升级，也关系到整个翻译研究领域的未来发展。
为此，翻译教育的人文学科本质、多学科与交叉学科内涵、翻译教育的多重价值体现、翻译教育的整体架构和内部体系等话题得以逐一讨论，渐次澄清，有利于翻译教育作为一个特殊而独立的研究领域逐步受人关注并引发后续多元深入探索。总之，翻译教育、翻译教育研究、翻译教育学三者之间既相互关联又彼此区分。整体而言，三者形成从实践到系统探索再到学科建构的层级变化，表现实践与理论的互动关系。具体而言，翻译教育就是以翻译为中心的教育实践行为，既包括翻译实践能力、翻译教学操作、翻译理性思考等翻译主体因素，也包括翻译功能认知与评价等社会客体因素，强调主体与客体因素的协调平衡。翻译教育研究就是针对翻译教育实践的相对独立的系统探索，包括多学科性质的理论体系、复合主题的研究领域、量质平衡的方法设计等。翻译教育学就是基于翻译教育实践探索的体系化总结与学理建构，形成独立的学科体系。
最后，虽然翻译教育的学科内涵、价值功能、理论体系、研究体系等核心范畴因素已初步阐明，但翻译教育研究是否能够自然升级为“翻译教育学”尚须充分论证。同时应该相信，翻译教育明确而多元的研究对象、独立而复合的学科性质、丰富而系统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已经为“翻译教育学”准备了充分的学理基础，这也应该是翻译学界共同的期盼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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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翻译关系人与翻译学习者、翻译教师也有交叉关系，翻译教师和翻译学习者可能有多重身份，参与相关机构的评审工作，成为在场的“隐性”翻译关系人。
2 翻译外在与内在环境相互影响，例如，现代技术发展推动了翻译技术的应用，也引发了关于翻译质量、翻译伦理的翻译外在环境思考，而意识形态传统、国家关系等翻译内在环境也左右着翻译课程设置、翻译选材与策略等翻译外在形态。
3 当前，国际学者就呼吁加强翻译与教育的跨学科探索，而且“长期目标是拓展翻译研究的边界，在广泛教育环境下与重视翻译的相关学科建立紧密跨学科关系”(Laviosa and González-Davies,2020b: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