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个人品性与戊戌变法策略之失的关联
作者：admin 来源：未知 日期：2020-05-19 08:19人气：
摘要：康有为是戊戌维新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 其虚夸矛盾、言行不一、执拗刚毅、自信自得的品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维新运动的策略实施。在变法宣传阶段, 康失去了团结广大拥有实权的开明士绅和地方维新人士支持变法的良机;正式变法期间, 未能处理好两宫关系, 无法进入权力中心, 也未制定全局战略;变法后期, 康又缺乏政治敏锐性, 不能审时度势, 化解危机, 而是求助袁世凯、伊藤博文等不靠谱的对象。这些均与戊戌变法的策略之失有较大关联, 但不能认为其品性决定了变法的失败。
关键词：康有为; 品性; 戊戌变法; 策略;
十九世纪末的戊戌维新运动, 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产, 它不仅是中国近代史上不可多得的一次政治改良运动, 也是一次非常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 因而使人有常议常新之感。查阅相关研究成果, 笔者发现人们关注最多的仍是对此运动的反思与总结, 也即对维新运动失败之因的思考。近年来, 很多学者已注意到戊戌变法存在策略失误, 这是从变法本身寻找最直接的原因, 相对来说更加客观而有说服力, 惜其中具体论述还比较模糊, 且少有人联系变法主导者的个人品性来谈, 1而任何一场大的社会变革运动, 其成败得失必与其参与人员有莫大关系, 因为归根结底, “有人类即有历史”[1](P52)。今年恰逢康有为逝世90周年暨维新运动过去122周年之际, 2笔者不揣浅陋, 拟探讨康有为的品性与戊戌变法的策略之失的关系, 以进一步厘清这一段历史的真实情状。
自20世纪30年代批判第三条道路以来, 学者一般认为戊戌变法的失败证明, “改良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后来, 又出现了一些从多角度来阐述此问题的成果, 如从教育的角度, 从社会心理的角度, 从战略失误, 到策略失误等, 打破了原来笼统地概说是“封建势力强大, 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基础薄弱, 阶级力量弱小所致”, 或说是“由于维新派软弱无力, 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抱有幻想, 不相信甚至敌视人民群众”等诸如此类的宏观论断。[2]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至少摆脱了学界“历来动辄以‘半殖民地半封建’作为解决一切问题的魔杖”[3]。学界注重考证原始资料, 尽可能真实地还原那段历史, 而做出比较客观的判断。3唐德刚先生曾如许评判历史, 要“等它一百年, 再回头看看, 自会透明如水晶球”[4](P261)。
康有为是近代维新思潮的核心人物, 是直接参与戊戌变法的主要领导者之一, 同时也是一位颇有争议的人物。关于其生平思想与事功, 不惟同时代的人之评议有冰火不相容之处, 比如康门弟子、维新志士如谭嗣同等终身服膺其门下, 而敌对人士如慈禧、荣禄等则对其恨之入骨, 这是当时复杂的政治形势使然, 也是新旧思潮激荡冲击之结果, 自是难以避免之事。引人深思的是, 一百余年后, 我们今天仍难以对其盖棺定论, 翻阅相关文献, 发现学界对其评价依然千差万别, 誉之者称其为“开历史维新一页之伟人”[5](P11), “一个先进的中国人”, “创造了一个‘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 ……具有浓厚的近代意识和世界意识, 可以称之为‘康学’”[6](P4,12)。批评者则称“他生就是个骄傲不群、木讷乖僻, 而又顽固急躁的知识分子”, “教条主义之为害中国, 康有为是始作俑者”[4](P348)。探讨维新运动的主要领导者———康有为的个人品性, 应该可以为我们拨开戊戌变法策略之失的些许迷雾。
一、康有为的品性分析
一个人的品性, 包括品质与性格两方面, 按照中国传统文化观念, 最高的人格理想应该是“内圣外王”, 梁启超认为此语可“包举中国学术之全体, 其旨在于内足以资修身而外足以经世”[7](P5)。文质彬彬、温润如玉、谦谦君子等成为士大夫彰显高尚品性的赞词。要全面了解一个人的品性, 殊不容易, 不仅要结合其生平事迹、言行举止等各方面来谈, 可能还需运用心理学、社会学、人性学、哲学等各学科的知识, 非小文所能完全涉及, 只能尽力在已有资料和成果的基础上, 作一综合研究, 以为抛砖引玉。
康有为是少年天才、维新旗手, 也是保皇“余孽”、复辟“文圣”, 其一生个性张扬, 信念坚定, 行事卓绝, 曾自诩为“孔教传人”, 乃至倡导世界大同的“先哲先师”, 那么, 其品质与性格是否真的能媲美古圣先贤, 而未有瑕疵呢?以下将分别阐述。
首先, 康的品质如何?这是从道德层面上评论康, 按照中华传统的价值标准, 也即君子与小人之辨。康如果品质不好, 就会被视为小人之流, 其在历史上的影响也自会大打折扣。戊戌政变后不久, 梁启超即写下了回忆这段历史的名着———《戊戌政变记》, 随后康也写就了“四十自述”———《康南海自编年谱》1, 因时间的接近, 以及康梁流亡海外的苦境遭遇, 内中对维新的声声讴歌与对破坏者的句句控诉激起了人们深深的同情, 这两部着作成了长时间里研究维新运动的权威写本, 康的形象也基本是高大上的。不过, 即使如此, 同时代的人亦有少数对康持非议, 如胡思敬所着《戊戌履霜录》, 其中称康“素行不检, 颇干予 (应同“预”———笔者注) 外事, 阴持大吏短长, 粤人挪手咤骂比之邪匪”[8](P357), 既说粤人骂其为“邪匪”, 当然是责其品德有污。考察当时的历史情景, 胡思敬的评议是有原因的, 胡本是清末政坛有名的保守人物, 反对变法, 清亡以后又以遗老自居, 曾参与张勋复辟, 其观点也反映了一部分人对康的深刻不满。以后随着进化史观 (以蒋廷黻为代表) 、革命史观 (以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为代表) 的相继形成并占据主流话语权, 凡是对中国近代化历程与革命事业起过推进作用的都是中心的、应予肯定的, 所以相当长的时间里, 康始终延续着梁启超所评说的“先时之人物”[9](P6)的光辉形象。[10]然而, 近年来, 学界出现了对康品质怀疑的论说, 典型的有以下两种看法:
(一) 认为康篡改历史, 虚伪狡诈。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以茅海建先生为代表的史家考证康有为组织的轰动全国的“公车上书”, 其实是被康党们篡改了历史, 并被许多历史学家所接受, 现今历史教科书里仍将此事件定性为“中国群众政治运动的开端”, 实际上公车上书是由当时的翁同酥、李鸿藻、汪鸣銮等京师高官发动组织的, 目的是阻挠《马关条约》的签订[11][12];二是篡改着作, 如康有为所着《我史》, 因多处篡改史实而广受批判, 朱维铮先生就明确指出:“此人 (指康有为———笔者注) 好篡改‘我史’, 也好篡改旧作的时间与内容, 文过饰非, 冒充先知, 早就给后世圣君贤臣立下争相仿效的恶例, 没有一名严肃的史学家敢于轻信他的自述。随着清廷档案史料的研究深入, 海内外学者的考证都已指出康有为的戊戌奏议原件与已刊的内容出入很大。……”[13](P68)《我史》与《戊戌奏稿》都经本人一手篡改, 对于严谨的史家来说, 当然是品德有污了;三是“衣带诏”事件, 很多学者对“衣带诏”持怀疑态度, 认为这是康流亡海外为博取政治同情而制造的“伪诏”, 后有学者对此厘清, 认为虽有夸大不实之词, 大体诏书是有的, 内容也基本符合事实。[14]不过无论如何, 康在海外大肆宣扬“密诏”, 并公开发表于《新闻报》, 委实对光绪帝不利, 会加重慈禧太后对其的反感与憎恨, 所以张之洞才会发电给刘坤一、蔡钧等, 斥责“康有为断非端正忠爱之人, ……倘谣言远播, 匪徒蜂起, 中国大乱……”, 希望能使主管该报的外国领事“设法婉商更正, ……大局安危所关, 千万盼祷”[15](P505-506)。张之洞的愤恨之情于此可见一斑, 后来刘坤一、蔡钧的回电也都持相同的态度, 说明国内很多维新志士对康的诚信品质已表质疑了。
(二) 康本身私德有亏, 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崇尚奢靡, 生活铺张罕有节制;[16](P570)二是言行不一, 实际偏离理论甚多。康辞世未久, 其门徒陆乃翔、陆登$就合着了一部《新镌康南海先生传》, 其中有如此评价:“先生日谈戒杀, 而日食肉;亦称一夫一妻之公, 而以无子立妾;日言男女平等, 而家人未行独立;日言人类平等, 而好役婢仆;极好西学西器, 而礼俗、器物、语言、议文, 皆坚守中国;极美民主政体, 而专行君主;注意大同世界, 而专事中国……”[17]作为门下弟子的评语, 想必是比较可信的。
以上即是对康有为品质的分析, 因本文旨在探讨其与戊戌变法策略之失的关系, 如此只着重分析其品德之瑕疵, 康显示出诚信缺失、言行不一等明显的道德失范。接下来, 我们再看看康的性格如何。
了解一个人的性格, 可以从“自述”与“他述”两方面着手, 即今天所常说的自我评价与他人评价。首先, 我们来看康有为的“自述”。不得已, 只能引用《我史》, 因康对自己的评说集中体现在此书中, 尽管该书有不实之词, 但由于是康晚年最后修订的着作, 足可看出其一生的性情, 兹举几例论说:同治八年, 十二岁。从连州公 (指康有为祖父, 笔者注) 学于官舍, 是时岐嶷, 能指挥人事, 与州中诸生接, 论文谈事, 礼容犹然。五月观竞渡, 赋诗二十韵, 州吏目金公称为神童, ……童子狂妄, 于时动希古人, 某事辄自以为南轩, 某文辄自以为东坡, 某念辄自以为六祖邱长春矣, 俛接州中诸生, 大有霸视之气。
“光绪二年, 十九岁。”师从九江先生, “……于时捧手受教, 乃如旅人之得宿, 盲者之" (同“睹”) 明, 乃洗心绝欲, 一意归依, 以圣贤为必可期, 以群书为三十岁前必可尽读, 以一身为必能有立, 以天下为必可为。……益自得自信……于是倜然自负于众以不朽之业。”其后一年, 祖父连州公去世, “于时读丧礼, 因考三礼之学, 造次皆守礼法古, 严肃俨恪, 一步不踰, 人咸迂笑之。久之, 宗族乡党, 莫不敬惮焉, 少年刚毅, 执守大过多如此。……先生……自初见时, 谆谆戒吾傲。”后静坐养心, “忽见天地万物皆我一体, 大放光明, 自以为圣人则欣喜而笑, 忽思苍生困苦, 则闷然而哭, 忽思有亲不事, 何学为, 则即束装归庐先墓上。同门见歌哭无常, 以为狂而有心疾矣。”[9](P110,112-114,116)
以上两段, 康有为比较直白地自述了青少年时期的个性, 大体可以概括为早慧、狂妄、自得自信、刚毅执拗、行事果敢、立志坚卓之性。俗语说:江山易改, 本性难移。人的性格大致在青少年期就会定型, 少有改变, 康的这种个性基本就贯穿其一生。后面的年谱, 多有叙述其身处京师重地, 感悟时事, 参与变法, 常立风口浪尖之上, 但始终怀“恻隐之心, 不以难而变耳”[9](P135)。年谱最后叙其变法九十日, “身冒十一死, 思以救中国而竟不死, 岂非天哉!”慨然叹道:“留吾身以有待其兹, 中国不亡, 而大道未绝耶?”篇末又反复强调:“但行吾不忍之心, 以救此方民耳。……学道爱人, 足为一世。……”[9](P168-169)这里, 康俨然以救世主式的圣人自居, 确乎有其一以贯之的自命孔教教皇之感, 只是用宗教式的忘我热情投身于变幻莫测、汹涌诡谲的政治变革运动中, 虽可谓勇气可嘉, 忠心可鉴, 但实效则未必能如人愿了。
一个人的“自述”往往会有浓厚的主观色彩, 要全面了解康的品性, 我们还得看“他述”, 最好是与其同时代的且关系密切的“他述”。兹举梁启超与康广仁的评论证之。
梁启超是康门最杰出的弟子, 在戊戌维新期间一直与康并肩作战, 戊戌政变后也与其师一起成了大清王朝头两位通缉犯而亡命海外。在这种生死与共、亲密无间的奋斗历程中, 梁启超无疑对康是非常熟悉的, 从以举人身份拜当时只是秀才的康为师, 到1895年的“公车上书”, 到创建强学会、保国会, 创办《万国公报》 (后改名《中外纪闻》) 、《知新报》、《湘学报》、《时务报》、时务学堂等, 梁始终追随康, 可以说是“惟康之命是从”, 曾发文陈述:“启超问治天下之道于南海先生, ……启超之学, 实无一字不出于南海。……弟之为南海门人, 天下所共闻矣。”[18](P1862-1863)由此可看出, 梁对康十分敬重, 但他是否就认为老师是毫无瑕疵的“圣人”呢?其实不然。戊戌政变后梁逃往日本, 不久, 在横滨饮冰室连续48小时写下了脍炙人口的《康有为传》, 很多观点, 至今仍为学界频繁引用。书中, 他如此评价乃师:
“康南海果如何之人物乎?吾以为谓之政治家, 不如谓之教育家, 谓之实行者, 不如谓之理想者;一言蔽之, 则先生者, 先时之人物也。如鸡之鸣, 先于群动, 如长庚之出, 先于群星, 故人多不闻之不见之, 且其性质亦有实不宜于现时者乎?以故动辄得咎, 举国皆敌, 无他, 出世太早而已。……先生任事, 不择小大, 常言事无小大, 惟在比较, …….有触动其不忍人之心者, 即注全力以为之, 虽费劳甚多, 而结果甚少, 不惜也, 其半生常为阻力所围绕, 盖自好为之也。”他称康为“自信家、冒险家与理想家”。[9](P36-37)
从上可以看出, 梁认为康有理想, 有才气, 有自信, 是一位个性鲜明、行事卓绝的先行者, 但非杰出的政治家和实行者。
除梁启超外, 最了解康有为的应是他唯一的胞弟康广仁, 广仁在给友人的信中曾如此评论其兄:
伯兄规模太大, 志气太锐, 包揽太多, 同志太孤, 举行太大, 当地排者, 忌者、挤者、谤者, 盈衢塞巷, 而上又无权, 安能有成?弟私窃深忧之, 故常谓但竭力废八股, 俾民智能开, 则危崖上转石, 不患不能至地。今已如愿, 八股已废, 力劝伯兄宜速拂衣, 虽多陈无益, 且恐祸变生也。[19](P122-123)
如此, 广仁对其兄的评价是“志气太锐”“举行太大”, 即认为康有为具有锋芒毕露的个性, 用今天的话说, 就是个性张扬, 无所顾忌。
对于康有为的个性特征, 学界基本无有争议, 认为其行事坚韧, 自信自得, 对于认定了的事, 虽九死而犹未悔。只是人的好恶不同, 评价当然也有差异, 喜欢他的人会褒扬其勇敢卓绝, 能开一代之新思潮, 讨厌他的人则会对其张扬自得之性表示反感。
从以上史实, 我们基本可以了解康有为的品性, 那么, 其有些虚夸、矛盾的品质与执拗、刚毅、自信自得、常怀“不忍之心”的个性, 与其变法策略之失是否具有关联?下面笔者将进一步剖析一二。
二、康有为个人品性与戊戌变法策略之失的关联
笔者以为, 就维新运动这一短暂的历史时期而言, 康有为的品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戊戌变法的策略制定与实施, 以时间为序, 大体可分三期来分析, 即:变法正式开始前的酝酿造势阶段 (1895年—1898年初) , 百日维新时期 (1898年6月11日—9月上旬) 以及戊戌政变前后 (1898年9月中下旬) 。
(一) 变法宣传阶段的策略失误
1895年公车上书始, 直至1898年初, 是维新人士的变法宣传造势时期, 康的品性虽能激起康门弟子及少数志气相投之士追随变法, 在刚开始时也获得了大批有识之士的支持与信任, 但由于其虚夸矛盾、执拗自得、行事不计后果的品性, 而越来越受人质疑, 以致到1898年正式变法时, 维新思潮已然声望不再, 使整个运动开始走下坡路了。如果在此时期, 康等维新领袖能做好宣传策动工作, 也许后面的变法结局会大不一样, 但是他们在这维新思潮不断高涨的几年时间里, 除了不断扩大康派影响外, 忽略了其他进步的力量, 而露出令人惋惜的策略失误。
1. 对李鸿章、张之洞等支持变法的洋务大员与开明士绅的排斥, 使维新大军在宣传造势时期就失去了一支强有力的阵营。康于1895年在京师创建强学会时, 李鸿章曾表示愿意出资入会, 然其时《马关条约》墨迹未干, 李声望扫地, 康有为对此不屑一顾, 断然拒绝, 以视清高。李鸿章是通晓洋务、支持变法的封疆大吏, 虽正处厄境, 仍是清廷的股肱之臣, 年轻的孙中山都曾上李鸿章万言书, 希望能说服其实行变革, 而自诩“康圣人”的维新领袖却不能融其入一小会, 其缺乏政治谋略可见一斑。李鸿章在政变后曾明确对慈禧太后说:“若旧法能富强, 中国之强久矣, 何待今日?主张变法者即指为康党, 臣无可逃, 实是康党。”[20](P100-101)没有想办法获得李鸿章这样有话语权的大臣的支持, 就冒然倡导“急变”“全变”, 是一种明显的策略失误。
在对待清流领袖张之洞的态度上也出现了同样的失误。1895年, 张之洞与康初识时, 对其本极为赏识, “盛赞康氏才高学博, 胆大识精, 评为杰出的人才”。并出重金大力支持康等筹办上海与广州两处强学会, 但康在创办上海《强学报》时, 一意孤行, 采用一般士人都难以接受的孔子纪年, 如维新志士黄绍箕所说, 此举“于事实无丝毫之益, 而于吾党恐有邱山之损”。其实, 此时双方矛盾本还可以解, 至少张之洞等还是视康为“吾党”, 可惜康仍然固执己见, 单纯以为张之洞等是“……以忌我之故, 并排及孔子, 奇甚”, 并大发感慨:“孔教其衰矣!”[21]没有采取有效的补救措施, 以后双方分道扬镳, 愈走愈远, 等到张之洞等对康有为及其追随者从“吾党”改视为“康党”时, 人心已大半离散了。[22]
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 把张之洞等简单归结为顽固派, 认为他们的想法非常苟且:
“即使吾及身而遇亡国之事, 而小朝廷一日尚存, 则吾之富贵一日尚在, 今若改革之论一倡, 则吾目前已失舞弊之凭籍, 且自顾老朽不能任新政, 必见退黜, 故出死力以争之, 终不以他年之大害, 易目前之小利也。”[23](P108)
这就表示康梁在变法之前就已将大批开明人士视为敌对者, 而非同盟军, 这是戊戌变法显而易见的策略之失, 与康刚毅执拗、自得自满的个性有着直接关联。
2. 康有为在变法前几月与军机大臣直面对话时, 锋芒毕露, 不仅未能真正赢得他们的信任, 反而埋下了不利的因子, 这种错误也是与其个人品性分不开的。1898年正月初三日, 也即正式变法前三个多月, 光绪帝授意几位王大臣与康谈话, 参与者有荣禄、李鸿章、翁同酥、廖寿恒、张荫桓等, 都是太后、皇上所倚重之人。其中, 荣禄深得太后信任, 如果康这次能与荣禄谈好, 也许事情会好办很多, 可两人最终不欢而散。据康《我史》记载, 荣禄说:“祖宗之法不能变。”康答之曰:“祖宗之法, 以治祖宗之地也, 今祖宗之地不能守, 何有于祖宗之法乎?即如此地为外交之署, 亦非祖宗之法所有也。……”[9](P140)康没有再写荣禄的话语, 但后面提到“荣禄先行”, 想必二人之间谈得并不愉快。后面廖、李、翁等也均对变法有质疑, 康一一陈词, 并极言可仿效日本维新。尽管除荣禄外的四人可能同情变法, 但荣禄的“中途退出”使这次会谈的效果大打折扣。康以一介布衣, 蒙特旨能与诸大臣会谈, 不惟没有丝毫的谦虚礼让, 反而咄咄逼人, 这就未免有些自负了。其实, 荣禄并非顽固不化之人, 其思想也绝不会如此简单。荣禄曾致信林旭, 称变法改革以补偏救弊下手, 不在遇事分更, 说明其并非愚顽之辈。[24](P10)可惜康始终未能深入了解荣禄、太后等实权者的真实想法。此外, 有些学者还提到康与荣的另一次交谈, 四月二十八日 (即皇上召见康的当日) 清晨, 康与荣在朝房不期而遇, 荣曾问及:“固知法当变也, 但一二百年之成法, 一旦能遽变乎?”康愤然曰:“杀二三品以上阻挠新法大臣一二人, 则新法行矣。”[25](P233)对于一个太后跟前的红人, 连光绪帝都要忌惮三分的首辅大臣, 康竟然以示挑衅, 可以想见荣禄听后的不快之感, 悲哀的是康不能对荣怎样, 而手握重兵的荣对付康则易如反掌。事实上, 当时廷臣的态度有不少是倾向改革或者至少是表同情的, 有记载称:“廷臣主变法者为翁同酥、张荫桓, 主守旧者为徐桐、刚毅, 主变法而专师西人练兵、制械、通商、开矿者为奕"、李鸿藻、荣禄, 余则依违二者之间。”[26](P463)康有为失去了与荣禄合作或至少应能缓和下敌对关系的好机会, 荣禄后来充任了发动政变的主要官员, 欲置康于死地而后快, 不能不使人想到这两次交谈中康有为的表现。
(二) 变法期间的策略失误
到了正式变法阶段, 领导者应该要有一个全盘的考虑与精密的设计, 可惜康有为等维新主导者又犯了几个重要的错误。康未能正确处理两宫关系, 也未制定明确的变法方略, 虽获得了直接面圣的良机, 本应获取皇上的绝对信任, 可惜康始终未能真正进入权力中心, 其品性也影响了实际的变法过程。
1. 未能正确处理好两宫 (即光绪与慈禧) 关系, 这是变法最大的策略失误。慈禧并非完全仇视变法之人, 董方奎先生曾着文说:“苏续祖在《清廷戊戌朝变记》、金梁在《四朝佚闻》、费行简在《慈禧传信录》中, 都从不同角度说明慈禧是同意变法的, ……其与光绪变法的分歧, 主要表现在裁减冗员闲衙、罢斥守旧大臣及政治制度的改革上。”[2]否则以其对当时朝政的控制力而言, 不说只有“百日维新”, 连“一日维新”都是不可能的。茅海建先生经过长期考证, 指出光绪始终对太后奉行“事前请示制度”, 也就是说变法期间绝大部分奏折和谕旨都是经太后过目了的, 没有太后的认可, 变法期间那么多新政的颁布几乎不可能。[27]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 总结了变法失败与政变突发的第一大原因就是:“西后与皇上积不相能, 久蓄废立之志也。”[23](P107)这就说明光绪和变法者们并未想过要取得太后的信任与支持, 他们从一开始想得更多的只怕是防备和摆脱慈禧, 这无疑体现的是缺乏科学策略的侥幸心理。
1898年6月16日 (即明定国是、实施变法后的第6天) , 康有为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被光绪帝召见, 细谈了四个小时, “从来所少有也”[9](P147)。具体详谈情况, 简单摘要如下:
吾曰:“今数十年诸臣所言变法者, 率皆略变其一端, 而未尝筹及全体。又所谓变法者, 须自制度、法律先为改定, 乃谓之变法。今所言变者, 是变事耳, 非变法也。……皇上之圣既见及此, 何为久而不举, 坐致割弱?”上以目睨帘外, 既而叹曰:“奈掣肘何?”
吾知上碍于西后无如何, 乃曰:“就皇上现在之权, 行可变之事, 虽不能尽变, 而扼要以图, 亦足以救中国矣。唯方今大臣, 皆老耄守旧, 不通外国之故, 皇上欲倚以变法, 犹缘木以求鱼也。……皇上欲变法, 唯有擢用小臣, 广其登荐, 予之召对, 察其才否, 皇上亲拔之, 不吝爵赏, 破格擢用。”光绪也点头同意。[9](P145-147)
结合以后的变法历史, 康这段叙述当比较真实, 其在此次面圣时的诸多建议以后几乎都被皇上所采纳, 其“急变”“全变”主张一目了然, 盖其行事果敢、自信自得之表现耳。最后一段则显示康在图变法大计时, 更多展现的是种书生意气, “既知皇上无权”, 就应先想办法帮其夺权, 或至少应与太后搞好关系, 取得其绝对支持为好, 可惜康未加思索即劝皇上就“现在之权, 行可变之事”。后有学者分析:“康当年一心想做的事情是取得合法的地位, 进入实际政治核心。”[24](P11)未必全无道理。假如当初康劝皇上首先要做之事是竭力说服太后, 共谋变法, 同时始终确保太后至尊权位, 也许变法就别有一番结局了。由此, 可以看出变法最大的策略之失与康矛盾的品质、自得张扬的个性有密切的关联。
2. 如果想到无法争取太后的支持, 光绪帝及其辅臣、谋士就应将“夺取实际权力”作为变法战略的关键点, 可惜他们并未有此卓识, 而是使变法一开始就处于没有明确目标和没有秩序的状况, 从而使一场主动的政治改革很快转向被动。[28]作为一场政治改革运动, 必然会触动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 改革者们不仅要有科学的理论指导, 实时的宣传动员, 系统的政策推动, 更重要的是要有深谋远虑, 能明察社会各阶层的力量对比和相互关系, 且能因势利导, 使民心朝着向往改革的一面发展。而光绪及其追随者没有一个清晰的全局战略观, 他们明确意识到的是国难当头, 必须变法, 不能当亡国奴, 不能重演煤山惨事, 可是却未曾想过要“夺取实际权力”。康在面圣后, 光绪帝下谕旨着其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上行走, 许其专折奏事, 参大政, 统筹全局。虽只是个六品官 (李鸿章曾善意告知是刚毅等阻挠) , 康却毫不在意, 没有细思皇上之难处, 也未考虑晋升掌权之良策, 而是索性“片陈谨当昼夜编书, 不能赴总署当差”, 干脆辞职不干了, 有学者赞扬其“终不为屈也”[5](P84-85), 其实康是未认识到政治变革的复杂性, 而是持盲目乐观、走一步算一步的态度, 这就不能保证变法的顺利进行, 也使其难以成为能切实发挥作用的改革权臣。对比王安石变法, 可以使我们看得更清楚, 王安石因获得了宋神宗的完全信任而专任宰相七年之久, 真正实施了较长时间的变法, 只是由于新法推行举措失当, 招致民怨, 又引起党争而功败垂成;而维新变法中的康有为“祗一工部主事, 无权无位, 倡导新政, 成为纸上空谈, 无从推行”[5](P7-8)。没有政治家的谋略, 未能掌握实权, 单凭书生才气, 想一改旧制, 未免太天真了点。
3. 改革缺乏步骤, 齐头并进, 触及面广, 使很多人的思想跟不上形势, 造成一个广大的反对面。变法中, 康曾在奏对中称:“皇上欲变法, 请勿去旧衙门, 而惟增置新衙门, 勿黜守旧大臣, 惟有擢用小臣。”如此, 就可使“彼等旧大臣, 既无办事之劳, 复无失位之惧, 则怨谤自息矣”[5](P79)。也即他主张开新而不除旧, 这原本可缓冲下新旧矛盾, 可惜他没能影响皇上照此进行。后光绪因王照事件全撤礼部六堂官, 又听岑春煊言裁撤冗官冗员等, 虽展现了一时的雷厉风行, 但也只是太后包容下的表面成绩, 等到开懋勤殿为太后反对而受挫时, 形势已变, 皇上惊恐, 维新党人也无力回天了。此外, 康又奏请皇上“多下诏书, 示以意旨所在, 凡变法之事, 皆特下诏书, 彼等 (指守旧人员, 笔者注) 无从议驳”[9](146)。变法中, 光绪先后发布的有关变法的各种诏令, 有近两百条之多, 在9月12日一天, 就颁发了11条变法谕旨, 足可见皇上要求“将旧法尽变”[29](P263)的决心, 但是没有主次, 食而不化, 难以达到应有的效果, 可举湖南情形佐证。湖南巡抚陈宝箴本是积极支持变法的地方官员, 在正式变法前就引领湖南士绅做了大量维新工作, 从而使湖南从“以守旧闻于天下”的省份, 一跃变为“民智骤开, 士气大昌”的维新之省, 所以梁启超评论:“陈宝箴、黄遵宪等之见识, 远过李鸿章、张之洞万万矣……虽全国瓜分, 而湖南亡后之图, 亦已有端绪矣。”[23](P206,227,228)说明湖南的维新运动在1895—1898年正式变法前是开展得比较成功的, 在以后的近代历史中, 湖南一直引领全国风潮, 正如杨度所说:“若道中华国果亡, 除非湖南人尽死。”[30](P26)湖南风气之开, 士气之振, 几乎全得益于这次维新运动。可是进入正式变法阶段, 在光绪密集如雨点般下发的诏令指导中, 湖南维新反倒举步维艰, 渐趋尾声了。“宾凤阳事件”使王先谦等开明士绅远离了维新阵营, 陈宝箴也曾受人弹劾, 在过于激进的思想刺激下, 湖南的保守势力反而上扬。地方情形如此, 京城反应更加激烈。仇视变法的官员苏继祖说出了保守派的心声:“诸大臣中, 并非皆与皇上有嫌, 皆与康有为不两立耳, 忌之、恨之、畏之。……凡诸臣之求富贵、保身家之道, 将尽行蔽塞之, 安得不以死命争之?”[31](P351)
因此, 在变法过程中, 如果康有为能参照湖南维新格局, 行事不那么激进, 影响光绪主次分明、轻重有别地改革, 也许变法就有大的成效, 政变也会消弭于无形了。
(三) 政变发生前后的策略失误
9月14日光绪正式向太后呈请开懋勤殿时遇挫, 形势发生变化, 皇帝给杨锐下发第一份密诏, 值此非常时期, 作为变法的重要人物, 康理应仔细斟酌, 机智反应, 但是一贯自信张扬的个性使其乱了方寸, 仓促中想到的求助对象是袁世凯与伊藤博文, 事实证明, 这两人后来都对政变的发生有火上浇油“之功”。诚如人言, 杰出人物不能改变历史运动的大方向, 但他们却可以起到加速或延缓历史发展进程的作用。[32]现从“密诏”事件与康匆忙找寻求助对象两方面来分析:
1. 变法末期, 光绪曾先后下发两道密诏, 催康离京赴沪, 康一再曲解圣意, 执意留京, 致使事态更为严峻。前已提到, 变法初, 太后也是欣赏康的, 其上书曾送呈慈览, 因此才会同意光绪依托康梁等实施变法, 她明确向光绪表示:“变法乃素志”, “苟可致富强者, 儿自为之, 吾不内制也”[26](P464)。但当光绪冒然罢免礼部全堂并擢升四军机章京时, 太后已有不满情绪, 她认为是康影响光绪, 而打破了其与光绪初议变法时达成协议的底线, 即“不危害满洲贵族利益前提下, 实现富国强兵计划, 重建大清王朝的辉煌”[33]。光绪为了不拂太后圣意, 早在7月26日就已下达了委派康到沪督办官报的谕旨, 可是执拗自信的康却以各种理由借故继续留在京师, 介入新政。到9月14日光绪正式想向太后呈请开懋勤殿时, 已意识到太后有苛责之意, 因而才在9月15日给杨锐密诏, 希其与其他章京速速商议出一个妥善法子, 使变法不致流产, 也使其与太后关系能够弥合。杨锐的建议是要尊重太后, 并检讨新政以来的所有举措得失, 同时他明确建议皇上一定要尽快与康脱离关系, 其原话是:“康不得去, 祸不得息也。”[34](P141)光绪接纳了杨锐的建议, 于9月17日明降谕旨, 命康迅速出京, 前往上海督办官报。可是康依然“抗旨”, 他身处政治漩涡中已然非常敏感, 觉得为这一小事而“明降谕旨”是反常的, 政变可能即刻发生, 因此他坚定地要继续留在京师, 辅佐皇上。可惜此时他已与光绪无法心有灵犀, 他的偏见只能促使其采取更加极端的措施。于是, 9月17日光绪再次让林旭口传谕旨, 宣康离京去沪, (这即是后来康所说的“衣带诏”) 他依然不走, 而是想“最后一搏”, 惜他所依托的两个对象均是不靠谱的。
2. 最后关头, 康与其追随者们想到了两个求助对象, 一是袁世凯, 一是伊藤博文。依托袁世凯, 是想“武谏”, 希望袁在九月天津阅兵时行勤王立功之义举, 帮助皇上夺取最高权力。想法是好的, 却高估了袁的实力。袁在荣禄手下当差, 遭其猜忌, 地位不稳, 正巴不得找机会向荣一表忠心, 即使他当时的确同情康有为等, 也愿相机行事, 但后面情势突变, 太后、荣禄等其实早已取消天津阅兵之事, 所以谭嗣同夜访袁世凯两天后, 袁回天津, 即向荣禄和盘供出康、谭等的计划。虽然“袁世凯告密”并非变法失败之主因, 至少是一道催化剂吧, 康有为自信一世, 却不料在如此紧要关头, 竟然想到依靠一个根本不知底细的人, 这又是犯了典型的政治幼稚病了。
依托伊藤博文, 是想“文谏”。伊藤时已卸任日本首相, 来大清国旅游, 康于八月初一日 (即公历九月十六日, 离政变发生只隔五天) 访伊藤于日使署, 请其谒见慈禧, “剀切陈说”, 以使 (慈禧) “回心转意”, 伊藤佯诺, 而觐见德宗之翌日 (指九月二十一日) , 政变作矣。[35](P13)事实上导致慈禧发动政变的导火线是杨崇伊于九月十八日上给太后的奏折, 折中请太后立即训政, 其理由提到了四人, 即文廷式、康有为、孙文与伊藤博文, 而其时“唯一具有现实威胁性的就是伊藤”[27](P92), 康所看好之人不到两天即遭人弹劾, 且为太后认可, 应是他未能料到的。结果是伊藤根本未能见到太后一面, 原因是太后对其已经非常反感了, 其时京师正盛传“光绪帝留伊藤博文作为清朝的顾问”, 虽然当时清朝无法设立可以留用伊藤的政治职位, 但太后担心皇帝会做出一些她无法接受又无权否决的“荒唐事”[27](P100), 而只好发动政变, 重新训政。由此可见, 康求助于伊藤, 是其一贯主张学习日本明治维新的表现, 他更以为伊藤能影响太后, 促成中国式变法, 两国情势殊异, 怎能依葫芦画瓢?这就是其固执自信、不懂变通之品性的表现了。
以上即是康有为矛盾、执拗、刚毅、自得的品性在戊戌变法的整个过程中的表露, 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变法策略的实施, 但是否是决定性因素, 还值得商榷。
三、余论
一个人的品性不惟与他所经历的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有密切关系, 且可能会对当时的整个社会、人群产生一定影响, 纵观古今中外, 历史上从来不乏因个人品性问题所导致的重大历史变革的事例, 如周幽王烽火戏诸侯, 勾践卧薪尝胆, 曹操“宁我负人, 休人负我”, 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 安东尼迎娶埃及女皇, 并赠大片属地给其子女, 布鲁图斯刺杀凯撒, 拿破仑率性远征俄国……这些历史进程中的重大事件恐怕无一不与主人公的品性相关, 恰处特殊的历史坐标中, 其品性表现得尤其惹人注意。相比之下, 康有为的个人品性可能还没这么鲜明而有影响力。
在本文的最后, 笔者提出两点看法:
一是康有为的品性不应当作是戊戌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变法的头号主角是光绪皇帝, 康直接的影响力在一封封奏疏和着作中, 变法期间, 光绪帝批阅的有关改革的奏疏达400多份, 康总共上奏有47份, 只是其中相当少的一部分;康的着作也并非光绪帝最欣赏的, 尽管《日本明治变政考》《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鼓舞着光绪, 但变法期间下诏让群臣学习的却只有两部书: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与张之洞的《劝学篇》。所以康的品性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变法的策略实施, 而非决定性因素。
二是康有为的品性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戊戌变法的失败。茅海建先生根据新近面世的“张之洞档案”, 对戊戌变法的历史做了更加全面、深入的探讨, 多次提到“康有为是慈禧最为痛恨之人”[27]。现在学界已普遍认可, 慈禧一生总体是趋向改革的, 从洋务运动到戊戌维新, 再到清末新政, “除了受顽固派的影响, 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 发动‘戊戌政变’之后的两年间, 思想趋于守旧, 其余时间大多赞同大臣们的变革措施, 断断续续地执行一定的革新。……总体上, 她是倾向于缓进变革”[36]。正如前面所分析的, 变法后期, 康有为即使未成为两宫均所恼火之人, 亦已是两宫矛盾产生的焦点人物, 其执意逗留京师, 除了存在政治上幼稚的毛病外, 也显现了其品性中的虚夸矛盾与执拗任性, 最终坐实了慈禧太后发动政变之因, 还连带六君子殒命, 实是其莽撞自负个性的催化结果。
综上所析, 康有为有明显的品性缺陷, 其有些言行, 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戊戌政变的发生, 但不能说是决定因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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