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提亚人希腊化的表现、原因及特点分析
作者：admin 来源：未知 日期：2020-09-10 08:54人气：
摘 要： 帕提亚人是古典作家对阿尔萨息斯王朝缔造者的统称。就文化渊源而言,他们是源出于斯基泰草原的游牧者。帕提亚人入侵希腊化世界的塞琉古王国并创建政权,以此为标志开始了其希腊化进程。他们的希腊化表现在对希腊化钱币、希腊语、希腊文化艺术和宗教信仰的接受,以及与希腊人联姻和争取与帝国内部希腊人保持友好关系等方面。帕提亚人的希腊化不仅有客观的历史背景层面的原因,同时也出于统治者对自身政治利益和文化审美等的主观考量。与当时其他希腊化国家不同,帕提亚人的希腊化存在着明显的不稳定性、不平衡性以及上层化和表象化等特点。理解帕提亚人自身的文化属性,是考察其希腊化的前提。
关键词： 帕提亚人; 希腊化; “爱希腊者”;
Abstract： Generally speaking, the Parthians in classical literature referred to the founders of the Arsacid Dynasty. In terms of origin, they were nomads from the Scythians steppes. The Parthians' invasion of Seleucid Kingdom and establishment of their own regime marked the beginning of their Hellenization process. The Hellenization of the Parthians was manifested in the acceptance of Hellenistic coins, Greek language, culture and religious beliefs, as well as their marriages with the Greeks and the pursuit of friendly relations with the Greeks within the Empire. With objective historical backgrounds for sure, the Hellenization of the Parthians was also a result of the ruling class' political and cultural considerations. Unlike other Hellenistic states in this period, the Hellenization of the Parthians was characterized by obvious instability, imbalance, and superficiality. Understanding the cultural attributes of the Parthians was a prerequisite for examining the Hellenization of the Parthians.
Keyword： Parthians; Hellenization; Philhellene;
公元前3世纪中期,随着塞琉古王国内外危机的加剧,东部诸省掀起了独立浪潮。帕提亚行省总督安德拉戈拉斯(Andragoras,卒于公元前238年)开始在其领地内自行造币,意图自治。约公元前247年,居于里海东南奥库斯河(Ochus,今捷詹河,Tejend)流域的斯基泰达依(D?ae)部落联盟中的帕尔尼人(Parni),入侵了与帕提亚行省毗邻的阿斯塔纳奈(Astauene,今古昌,Quchan)地区,并以阿萨克(Asaak,今古昌附近、位于阿特尔克[Aterk]河谷上游)为都,拥立阿尔萨息斯(Arsaces I,约公元前247年—前217年在位)为首领。不久,阿尔萨息斯便率众趁机闯入帕提亚,安德拉戈拉斯兵败被杀,阿尔萨息斯遂在帕提亚建国称王,历史上的帕提亚帝国自此而始。
从立国的历史背景看,帕提亚人闯入希腊化的塞琉古王国,即标志着他们进入希腊化世界,开启了自身与希腊化文化接触、融合的历程。及至公元3世纪前期,随着萨珊家族的兴起,帕提亚人主宰伊朗高原长达近5个世纪之久的历史亦随之终结。作为闯入希腊化世界的“蛮族”,帕提亚人在面对希腊化文化浪潮的冲击时该采取何种文化立场?希腊化文化对帕提亚人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呢?帕提亚的阿尔萨息斯王朝是否可以被视为一个希腊化的国家呢?
长期以来,学界就帕提亚人与希腊化文化关系的问题已积累了较多的成果。早期帕提亚史研究者往往强调帕提亚人与希腊—马其顿人的对立,较少谈及前者作为“爱希腊者”的一面。1但是随着20世纪前期对杜拉·欧罗波斯(Dura-Europos)、塞琉西亚(Seleucia-on-Tigris)和尼萨(Nisa)等地考古发掘的展开以及相关研究成果的陆续问世,“希腊化”很快成为帕提亚史研究的主轴,甚至是最核心的内容。然而,西方学术界早期研究过分聚焦于“希腊化”的状况引起了当时苏联学者的忧虑,以致于弗鲁姆金(G.Frumkin)在20世纪70年代初曾以略带告诫的口吻说到:帕提亚帝国的问题并不单与希腊文化的传播有关,把注意力主要放在“希腊化”方面是不妥当的。2从目前帕提亚史研究的现状来看,由于考古研究的深入,研究的宽度得到了较大的拓展,学者们也越来越认识到帕提亚文化所具有的“大杂烩”特征。但不可否认,希腊化依然是帕提亚研究领域内着力较多的问题。3究其原因,一是因为近30年来希腊化研究热的涌现引导着大量的研究者将目光投向希腊化时代,帕提亚既兴起于这一时期,又长期与罗马对峙,但相关研究又显得滞后,有待深入;二是因为帕提亚研究史料匮乏,相关记载多出自希腊罗马作家,加之留存至今的帕提亚钱币“希腊化”特征显见,西方学者自然从情感上更愿意讨论其希腊文化属性。因此,这一事实也意味着弗鲁姆金纠偏式的告诫似乎并没有得到西方学界的有效回应。希腊化依然是帕提亚研究者乐于讨论且有待于进一步讨论的话题。鉴于此,本文的目的便是利用古典文献和近些年所见考古证据,在结合国内外帕提亚研究的相关成果的基础上,试图对帕提亚人希腊化的表现、特征及其原因和特点等问题做一番力所能及的系统性考察。
一、帕提亚人希腊化的表现
帕提亚帝国崛起于希腊化世界各文明相互交融的大时代。这段历史的最大特点即在于它“不再是一个单一的政治或文化实体的历史,而是一系列的经历了各自发展道路的代表各种成分相融合的地区的历史。”4同时,在希腊化世界内部,希腊化文化与埃及、波斯和印度文化进一步融合。虽然这种融合在亚洲的广大乡村影响甚微,但在希腊—马其顿人统治的希腊式城市中,希腊文化作为一种理想统治的模式或多或少、或高或低地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推广。由于这类城市遍布于从地中海沿岸到中亚、印度的广大地区,因此,希腊文化还是对这个以希腊人为统治民族的世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帕提亚崛起于这个世界,又长期处于其环抱之中,它与希腊人、希腊文化的关系确实值得重视。
帕提亚人是出于斯基泰世界的游牧者。5在希腊人眼里,他们仅仅是希腊化世界之外的“蛮族”。6但塞琉古王国秩序的裂口,为这股“非希腊势力”提供了闯入希腊化世界的机会。约公元前3世纪中期,阿尔萨息斯领导的帕尔尼人在塞琉古王国边境地区建立政权,这一事件既标志着帕提亚王国的肇始,同时也意味着帕提亚人由外入内,逐渐跨入希腊化世界的门槛。综观帕提亚帝国近5个世纪的发展,虽然1世纪初期阿尔塔巴努斯二世(Artabanus II,约10/11年—38年在位)以后的历史常被视为“反希腊化”时期,但希腊文化的因素一直存在于帝国内部直至阿尔萨息斯王朝的覆亡。7具体来说,帕提亚帝国对于希腊化文化的受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采用希腊化币制。作为从希腊化世界的边缘地带闯入内部世界的陌生者,为了能使自己获得宗主塞琉古王朝的认可,帕提亚的统治者采用了塞琉古时代通行的希腊化币制。因此,帕提亚钱币中的希腊化特征极为明显:圆形无孔,正面为国王胸像,在米特里达提一世(Mithradates I,约公元前171年—前138年在位)及以后反面多为希腊语赞语和希腊神只;以希腊化时期普遍流行的银币居多;采用希腊人常用的打压造法;造币标准常以阿提卡标准的1德拉克马(drachma)和4德拉克马两种居多;有时采用希腊化时期的束发带(diadem);偶尔采用塞琉古纪年方法标识造币时间。8帕提亚人本出身游牧,从大量的图像材料来看,他们常有蓄须的习惯。但建国初期,阿尔萨息斯一世和阿尔萨息斯二世便按照希腊的造币风尚,不留胡须。9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自米特里达提一世始,帕提亚的大多数统治者往往都将“爱希腊者”(ΦΙΛΕΛΛΗΝΟΣ)的赞语打压于他们的钱币上直至王朝的后期。虽然并不是所有的国王都表现如此,但就一般普遍存在的情况而言,这也说明帕提亚的统治者不仅在行动上努力模仿希腊化文化,而且也通过政治宣传来积极表达自己“爱希腊”的政治立场。
其次,以希腊语作为官方语言之一。10帕提亚统治阶层即以阿尔萨息斯为首的帕尔尼人的语言本是东伊朗语,他们入侵帕提亚并在此建国后放弃了自己的民族语言,转而采用当地的帕提亚语(Arsacid Pahlavi,属于西北伊朗语,与阿拉米亚语相近)。11但是随着帕提亚人统治范围的扩大,如何承继塞琉古王国内希腊化的遗产则成为他们势必要考虑的首要问题。基于这一考虑,帕提亚人开始逐渐接受希腊语作为帝国的官方语言。从奥库斯河以北南下到帕提亚地区,再进占整个两河流域,帕提亚人先后两次放弃地方语言、最终接受希腊化世界国际性语言,反映出帕提亚完成了由小王国到大帝国的转变。帕提亚钱币材料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转变。阿尔萨息斯一世1德拉克马银币(塞尔伍德类型3和4)反面币文尚印有阿拉米亚语,12但此后帕提亚诸王币文大多采用希腊语。大量考古材料也证实,希腊语在帕提亚帝国日常生活中也较为流行。如阿弗罗曼(Avroman)土地买卖文书、杜拉·欧罗波斯管理文书和阿尔塔巴努斯二世给苏萨(Susa)行政官的信,以及塞琉西亚出土的赫拉克勒斯像上的希腊语铭文等皆是很好的证据。13此外,贝希斯敦山崖上一块很可能是米特里达提二世(Mithridates II,约公元前124/123年—前88/87年在位)时期的浮雕,根据德国考古学家赫茨菲尔德(E.Herzfeld)的研究,反映了该国王对于帝国叛乱者戈塔尔泽斯(Gotarzes I,公元前91/0年—前81/0年称王)的征服。在浮雕上方,亦刻有希腊语题记。14此外,希腊诡辩家菲利奥斯特拉图斯(Philostratus,约170/172年—247/250年)还记载说,当希腊人阿波罗尼乌斯(Apollonius)到达帕提亚宫廷时,国王瓦尔达内斯(Vardanes,约40年—47年在位)不仅殷勤地用希腊语与他交谈,而且还邀请他一同献祭。当阿波罗尼乌斯问道:“国王啊,您是完全知晓希腊语呢,还是略知一些呢?”瓦尔达内斯回答说:“我精通希腊语就像精通自己的母语一样。”15帕提亚统治下的尼尼微(Nineveh)地区的居民也是说希腊语的。16帕提亚帝国是一个语言和民族的熔炉,东西地区民族分布多而杂,内部通行的语言种类繁多。如果按费耐生所说,帕提亚语是帝国官方口头语的话,那么希腊语极有可能是帝国官方书面语的一种。
再次,模仿希腊的文化艺术和接受希腊的宗教信仰。统治者推行希腊化的同时,帕提亚的王公贵族们也开始通过各种方式了解和学习希腊文化。普鲁塔克(Plutarch,约45年—120年)记载,帕提亚国王奥罗德二世(Orodes II,约公元前57—前38年在位)不仅熟谙希腊语和希腊文学,而且还观看幼里披底斯(Euripides,约公元前484年—约前406年)的悲剧《酒神的伴侣》(The Bacchae)。17苏萨诗人希罗多罗斯(Herodoros,或为公元前1世纪人)也模仿希腊诗歌进行创作。尼萨和杜拉—欧罗波斯出土的文物,皆可以说明帕提亚帝国内曾演出过希腊戏剧的事实。18此外,大量帕提亚时期的艺术品也体现着帕提亚人对于希腊化艺术的接受与模仿。在建筑艺术中,希腊的柱式也得到了推广。如乌鲁克(Uruk)发现的爱奥尼亚式柱头、塞琉西亚发现的科林斯式柱头以及旧尼萨(Old Nisa)方厅采用的多立克柱都说明了这一点。19在雕塑艺术中,最有力的证据依然是学者们最熟悉的旧尼萨出土的两尊高为50—60厘米,且极具希腊罗马风格的大理石雕像。其中的一尊身穿希腊式长衫,外套无袖外衣,与杜拉—欧罗波斯阿尔忒弥斯神庙中的阿芙洛狄忒雕像颇为相似,被称之为“尼萨女神”。20另外一尊常被人们称之为“尼萨的阿芙洛狄忒”或“尼萨的罗多古娜(Rodoguna)”的半裸雕塑,是尼萨雕塑艺术的典范之作。21在小型艺术品中,尼萨象牙莱通(?υτ?ν,rhyton)为讨论这一问题提供了最直接的实物证据。虽然工匠借用的是阿黑美尼德时期角杯的常见造型,但所表达的希腊文化的主题至为明显。22就连向来对帕提亚人希腊化问题持谨慎态度的波兰学者沃尔斯基(J.Wolski)也不得不承认,尼萨艺术合乎逻辑地体现出了希腊的特征。23除此之外,德国考古学家特雷斯特(M.Yu.Treister)通过对希腊化时期军人盔甲上金属圆牌(Phalarae)图案的分析,发现一些具有希腊风格的主题图案往往也为帕提亚帝国的工艺作坊所采用。24很显然,希腊化艺术式样在帕提亚时期的东部伊朗艺术中的运用,在一定程度上确实也反映了帕提亚人对于希腊艺术的借鉴和推崇。
帕提亚人对于希腊宗教信仰的接受,表现在他们对于希腊神只的认同上。比如在帕提亚诸王钱币的币图中,除了神王宙斯外,还可见到雅典娜、阿波罗、阿尔忒弥斯和赫拉克勒斯以及胜利女神尼克等神只。统治阶层在这一方面所体现出的兼收并蓄,为不同文化之间的融合提供了宽松的社会氛围。如伊朗学者扎林库伯(A.Zarrinkoub)所说,在帕提亚帝国内部希腊化的社会氛围和阿尔萨息斯王朝在宗教上的开放态度的基础上,伊朗的神和非伊朗的神逐渐产生了某种联系。在小亚细亚,伊朗人信奉的江河女神阿娜希塔(Anahita)有时与阿尔忒弥斯的信仰联系在一起,有时又与阿芙洛狄忒的崇拜联系在一起。25在帝国的西部地区,希腊的神与闪米特人的神联系了起来。如根据杜拉—欧罗波斯宙斯·基里奥斯神庙(Temple of Zeus Kyrios)出土的石碑及其上铭文,可知宙斯与巴尔夏明(Baalshamin)等同了起来。另外,密特拉崇拜与赫里奥斯或阿波罗信仰又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在这一过程中,希腊大英雄赫拉克勒斯与伊朗的战神韦雷斯拉格纳(Verethragna)相互融合,后者还获得了一个新的希腊名字阿尔塔格尼斯(Artagnes)。与此同时,希腊神话中赫拉克勒斯功绩的主题也逐渐被吸收进了伊朗的文化中,鲁斯塔姆(Rostam)的功绩及其传说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26
复次,联姻希腊人。帕提亚的一部分统治者常选择与具有希腊血统且深谙希腊文化的外族女子婚配,因此,王室内相当一部分统治阶层也具有部分希腊血统,对希腊文化也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比如奥罗德二世的妻子劳狄斯(Laodice)就是一位希腊公主。其父为科马根国王安条克一世(Antiochus I Theos,公元前70年—前38年),母亲伊希阿斯(Isias Philostorgos)是卡帕多西亚的公主,是位希腊人。劳狄斯是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的后裔,后来成为了帕提亚的王后,因此奥罗德二世对于希腊文化的了解与此不无关系;此外,沃洛加西斯一世(Vologases I,约51年—78年)的母亲也是一位希腊人,很可能来自小亚细亚的希腊人城市马尔提耶;20同样地,前文提及菲利奥斯特拉图斯说瓦尔达内斯精通希腊语,这恐怕与其母亲是希腊人也不无关系。普鲁塔克在讲到苏伦嘲讽罗马军人罗斯基乌斯(Roscius)行李中的淫书时,说阿尔萨息斯王室中有许多人是希腊妓女的后代。其中虽不乏为罗马辩护的意味,但多少也反映出阿尔萨息斯王室内部往往具有希腊血统的事实。21反过来说,米特里达提一世将自己的女儿罗多古娜嫁给塞琉古的德米特里二世(Demetrius II,约公元前145年—前138年在位;前129年—前126年复位)也具有同样的意义。22总之,不论帕提亚人在与希腊女子结合的主观动机如何,单就客观影响来说,这一举措或多或少也会加深他们对于希腊文化的认识程度。
最后,努力与帝国内部的希腊人保持友好关系,尽可能地与希腊化世界建立紧密联系。帕提亚帝国就其范围来说,仍然是亚历山大开创的希腊化世界的一部分。因此,维持稳定统治的一个基本条件,就是如何与帝国内部的希腊人确立一种友好的关系。反之,塞琉古王室的衰败和拍提亚势力的上升也必然会促使当地希腊人重新考虑自身的现实处境。正是在这样的处境下,帕提亚人与希腊人之间的“和平”构成了帝国秩序的重要环节。如德国伊朗史专家维斯豪费尔(J.Wieseh?fer)所说,在公元前160年以后,这一形式更趋明显。对于阿尔萨息斯诸王来说,与希腊人城邦以及希腊殖民者之间的妥协是必要的,而希腊人也对与帕提亚精英维持较长久的关系有着极大的兴趣。逐渐地,双方较为成功地建立了默契与互助关系。23因此,有一部分希腊人在帕提亚的管理机构中身居要职。24而帕提亚人亦给予帝国内部的希腊人城市较大的自主权,如塞琉西亚、尼尼微、苏萨等。考古发现似乎也倾向于证实帕提亚统治阶层为了与希腊化世界建立友好关系所做的努力。公元前102年—前101年,雅典人赫利阿纳克斯(Helianax)在提洛岛为本都国王米特里达提六世(Mithridates VI Eupator,公元前120年—前63年在位)修建了一座英雄祠,但祠中的铭文却提及来自阿尔萨息斯王朝“王中之王”的两位使节。25诚如学者们普遍指出的那样,这一事实说明米特里达提二世与希腊化的本都王国有着紧密的往来关系。26波兰学者达布洛瓦(E.D?browa)也认为,为了与希腊化世界的其它统治者保持联系,阿尔萨息斯王朝也就不得不在很多方面利用希腊的因素。27
此外,帕提亚与希腊化世界确立紧密联系的另一个表现,还在于它尝试着与希腊化的罗马建立友好和平等的往来关系。帕提亚与罗马的崛起,也是双方从希腊化世界的东西两端,相向接手希腊化遗产的过程。当它们彼此间的力量在一个时期达到基本平衡时,双方便从武力对峙中走出来,以幼发拉底河作为彼此和平保障的界限。因此,就帕提亚与罗马之间的复杂关系来说,除了相互对峙的一面外,也有和平往来的另一面。弗拉阿特斯(Phraates IV,约公元前38年—前2年在位)质子罗马、迎娶穆萨(Musa)虽然出于政治原因,但客观上加强了帕提亚人与希腊化罗马世界间的联系。
总之,从帕提亚人对于希腊语言文学和艺术的模仿、采纳希腊化钱币和认同希腊人精神世界的神只,到他们坦然地接纳希腊人作为王室和政府机构的成员,以及努力与希腊化世界的近邻确立友好关系等诸方面来看,希腊化显然构成了帕提亚帝国一个极其明显的特征。28
二、帕提亚人希腊化的原因
20世纪后期以降,学术界关于帕提亚人“希腊化”问题的研究出现了一个新的争论点,即作为源出于希腊化世界外部的“非希腊势力”,帕提亚人走希腊化路线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是出于对帝国内部希腊臣民真诚的好感呢,还是出于达到政治目的而实行的政治策略呢?围绕这一论争,学界大致形成了两种观点。以沃尔斯基为代表的一派认为,帕提亚人自米特里达提一世以来常以“爱希腊者”的形象自居乃其政治目的使然,具有明显的实用主义的动机。然而,以德国学者维斯豪费尔为代表的一派则指出,由于帕提亚人继承了塞琉古王朝的传统,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被希腊化了,帕提亚人的希腊化是其历史进程中的必然选择。29其实,从整个希腊化世界的社会背景和帕提亚帝国自身的发展历程来说,将帕提亚人希腊化的原因单纯地归结于以上两方面,似乎也有失偏颇。
近些年来,新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学者们围绕这一问题展开了进一步的讨论。其中,以波兰帕提亚研究新锐奥布瑞切特(M.J.Olbrycht)为代表。30他结合古典文献和对考古材料的新解释,细致地考察了帕提亚帝国内统治阶层和希腊人的关系问题,提出要讨论帕提亚人的希腊化问题,须对基本概念进行方法论层面的定义。他进而指出,帕提亚人的“爱希腊”应从其意识形态、行政管理政策、以及他们对希腊文化、艺术以及宗教的态度等5个层面分别作考察。同时,他还补充说,如果没有理解帕提亚人自身的文化属性和特点,就无法对希腊人及其文化传统在帕提亚帝国内所扮演的角色予以定性,这也意味着不可能对帕提亚帝国内希腊化问题做出合理的解释。31很显然,奥布瑞切特的论述为进一步参与讨论这一论争提供了新的启示,帕提亚人的“希腊化”问题不能仅仅从以往论争这一问题时的思路出发,对此应有开拓思路,重新探讨的必要。
从希腊化世界的历史演进来看,帕提亚帝国的崛起正是帕提亚人南下希腊化世界、接手西亚希腊化政权的过程中完成的。对于公元前3世纪以后的希腊化亚洲而言,从塞琉古王朝到阿尔萨息斯王朝,更大程度上只是统治阶层发生了更替,并不会在根本上造成帝国内部居民构成的变化。32这就意味着,阿尔萨息斯统治阶层从塞琉古手里接过来的其实是早已受希腊化文化熏陶和浸染过的文化空间。对游牧出身的帕尔尼人来说,进入这一全新的文化空间后想要稳固地维持新建帝国的秩序,最好的选择必然是接受既有的文化传统。因此,从米特里达提一世征服巴比伦尼亚地区后,帕提亚诸王便果断采取了实用主义的作法。他们不仅继续承认希腊人城市的自治地位,而且也尽力模仿历史上统治者的作法,将“ΦΙΛΕΛΛΗΝΟΣ”打印在自己的造币上,以赢得希腊臣民的好感和取得希腊人对于他们政权的认可。所以达布洛瓦认为,希腊化钱币也只是他们政治目标的一个媒介而已。33尼基丁(A.K.Nikitin)在对帝国早期东部地区钱币进行分析时发现,米特里达提二世即位初,由于面临东征塞人的艰巨任务,为了利用帝国东部希腊雇佣军的力量,他便在自己的钱币上宣扬自己是“希腊人之友”(Philhellen)。但在解决了塞人扰边的问题后,他在自己统治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再利用过这一名号。这也就是说,“爱希腊”只是他的一个统治策略。34从这个角度来说,打出“爱希腊者”的口号,走希腊化的路线乃是维持帝国秩序的需要,也是明智的政治策略。
同样地,帕提亚人对于希腊人政策的温和化也是出于抵抗罗马的目的。在罗马与帕提亚关系紧张的时期,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希腊城市不时受到罗马“保卫希腊文化”口号的蛊惑。然而从自身利益出发,罗马人显然也不会真心地去保护这些希腊人的城市。因此,米特里达提二世为了争取这些中立的希腊城市的支持,采取了比以前温和的政策,给予它们更多的自治权,希腊人由于再也得不到来自西方的支持,故对帕提亚统治的态度较诸此前要顺从得多。在讨论这一问题时,有一种观点认为生活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希腊人曾期待罗马入侵,以“保卫希腊文化,免遭蛮族摧毁”。35这种认识的错误之处在于将罗马人视为天然的“爱希腊者”,以至于将罗马人对希腊文化的认同简单地等同于政治上对希腊人的支持。正如奥布瑞切特所指出的那样,实际上,罗马人对希腊文化的倾慕显然并没有与亲希腊的政策同步进行。比如,很多罗马人能说一口流利的希腊语,但却对希腊人充满了敌意。因此,将罗马人塑造成为帕提亚帝国内部希腊人的救星,显然是一种纯粹的幻象。36
就帕提亚人对希腊文化的态度而言,不应该将所有帕提亚国王的政策模式和文化喜好一视同仁。科舍伦科(G.A.Koshelenko)认为,帕提亚帝国内部有两股主要的政治力量,一派是希腊人和美索不达米亚地方城镇首领,以及定居在此的帕提亚贵族;另一派是纯粹的伊朗地区的贵族。37从帕提亚帝国的历史进程来说,帝国内部这两股政治力量对比关系的变化往往决定着帝国政治策略的方向。加之帕提亚王位继承实行的是推举制,38因此,这一政治特点决定了王室的统治阶层对于希腊人和带有希腊因素的事物的态度必然是不稳定的。这也提醒相关研究者不可以通过个别的现象来解释整体的情况。比如奥罗德二世和瓦尔达内斯会希腊语、喜好希腊文学的事实并不意味着其他的帕提亚国王也是如此。一般认为,帕提亚统治者努力发展希腊式理想教育(παιδε?α,Paideia)的目的是为了赢取希腊臣民的忠诚。39但很显然,这样的归纳似乎也过于简单化和表象化,因为不能完全排除帕提亚人的某些统治者本身就是希腊迷的可能性。40这就是说,某些执政者选择走希腊化路子也很可能是个人文化喜好和倾向使然,不一定是出于政治统治的目的。
此外,就帕提亚时期大量考古遗址的文化内涵来说,也可以说希腊化是阿尔萨息斯王室对于希腊文化真心接纳、学习和模仿的结果。正如美国学者塔达(R.Tada)所说,帕提亚人在军事上战胜了希腊人,对于希腊文化却并无敌意,反而,他们很重视希腊文化。41这一点正如上文所论及作为征服者的罗马人对希腊人的态度一样。帕提亚人在跨进希腊化世界的门槛之初,主要的考虑是如何稳固自己新生政权的基础。他们显然是因政治目的而选择走希腊化的策略,以在形式上粉饰自己的统治。但随着阿尔萨息斯王室在希腊化核心地带扎根,由于长期在希腊文化中耳濡目染,帕提亚人对于希腊文化的了解也有所深化。此时的阿尔萨息斯统治阶层对于希腊文化的态度也发生了一些相应的变化。在政治策略考虑的同时,他们肯定也会从内心深处或多或少地接纳并模仿具有优越性的希腊文化艺术。考古发现早已证实:“帕提亚的建筑装饰样式有不少借自西方希腊化的建筑技术,特别是表现于爱奥尼亚柱式、科林斯柱式,以及由人和动物形体组成的混合柱头。”42比如在旧尼萨,可以见到帕提亚人用希腊柱式装饰宫殿,宫中用以内部装饰的赤陶板浮雕上也常出现古希腊艺术中常见的象征物,如赫拉克勒斯的棒槌和狮子头。43在哈特拉(Hatra)发现的一尊帕提亚时期的赫拉克勒斯雕塑身上,这位希腊的神蓄着帕提亚人样式的络腮胡,但造型的风格依然是希腊式的。44同样地,在此地一座神庙中发现的一尊大理石女神裸体像,虽然头部受损,但总体而言,该像几乎与克尼多斯(Cnidus)的阿芙洛狄忒如出一辙。45尼萨出土的两尊大理石雕像,则更能说明帕提亚人对于希腊文化的喜好。列穆佩(L.I.Rempel)曾说,“在尼萨出土的罗多古娜的身上流露出如何使传统的希腊原型适应于帕提亚环境需要的尝试。”46无论如何,这两尊雕像都证明了阿尔萨息斯王室统治阶层所具有的良好的文化艺术修养。再以尼萨象牙角杯来说,且不论其造型的外部特征,最明显的是角杯上部以希腊酒神和诸神活动场景的浮雕作为装饰。正如普伽琴科娃(G.A.Pugachenkova)指出的,这里所表现的不是外来的“拙劣技巧”,而是把希腊神和当地亚洲神融为一体的完美体现。47如此说来,帕提亚人对于希腊文化艺术的学习和模仿并非纯粹是为了获得希腊人的好感,在一定程度上说,也是从内心深处对希腊艺术本身优越性的一种膺服和接受。
最后,从整个帕米尔以西丝路一线的贸易交流层面看,帕提亚人打出希腊化的牌子也有利于他们与周邻地区进行贸易和文化往来。帕提亚人立国之初,东接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西邻以塞琉古为主的一系列希腊化王国,这一地域早在塞琉古建国初期就已经形成了较为发达的贸易交通格局。因此,帕提亚人要想有利地参与其中,就不得不继续采用希腊化世界通行的货币体系。其“民商贾用车及船”之所以能“行旁国或数千里”,48与此亦不无关系。米特里达提一世末期,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渐趋衰亡,但希腊人依然在印度和印度—伊朗边界地区长期活动,其经济影响依然持续着。不久,印度—斯基泰人和贵霜人也相继参与到希腊化世界的格局中。虽然罗马军事上征服了希腊化世界的西部地区,但在文化上依然学习和效仿希腊。对于帕提亚人而言,公元以后帝国西部地区的政治格局虽有新陈代谢的一面,但在希腊化世界基础上形成的贸易格局基本上还存在着。因此,推行希腊化不仅易于融入既已存在的贸易格局,而且也有利于促进帕提亚与周边地区贸易的开展。
帕提亚帝国绵延近500年,它对于希腊文化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浅到深,由被动受其影响到主动选择吸收的过程。因此,对于帕提亚人希腊化原因的考察其实既是对希腊化世界文化形态多样性与特殊性的考察,也是对帕提亚人文化心理的探究。帕提亚人长期受到希腊化文化的强有力影响,文献和考古的零散信息显示,这一影响波及于帕提亚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相关研究应该尽可能地从帕提亚人对于希腊文化的认识过程出发,综合政治、经济和文化艺术等各个层面来对其希腊化的原因试做分析,任何从其中某一个层面作出的结论都难免片面之嫌。
三、帕提亚人希腊化的特点
如果从德罗伊森的希腊化理论体系出发,亚洲地区的希腊化应起始于亚历山大东征时期,中经塞琉古王朝统治时期的繁荣和帕提亚时期的曲折发展,终随萨珊波斯的兴起而渐趋于销声匿迹。在这一过程中,作为外部闯入者,帕提亚人怎样才能有效地应对希腊化的文化浪潮呢?帕提亚人一贯敌视其希腊臣民吗?古典作家因其政治立场和文化出身,在记述有关帕提亚人的历史时往往强调其与希腊罗马世界的对立,其中充满了“敌意的强调”。因其文化立场,后来的大部分罗马知识精英也对帝国边缘的帕提亚人及其社会缺乏内在的理解,没有留下细致的记述。49因此,“古典史料的偏见”(Bias in the Sources)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现代学者对帕提亚人历史形象的认知,以至于很多人想当然地认为,帕提亚人对希腊人和希腊文化是持敌视态度的。2在这一观念下,帕提亚人的“非希腊出身”被过分的强调,帕提亚人与希腊人和希腊文化之间的对立也进而被夸大化。对此一点,费耐生早在20世纪80年代即已明锐地指出:“帕提亚人长期以来遭受其继承者萨珊波斯人和其敌人罗马人的诋毁,现代学者则受古典史料影响而将帕提亚人视为塞琉古王朝希腊遗产的破坏者。这一名声是被冤枉的,因为帕提亚人既不是希腊文化的敌人和破坏者,也不是阿黑美尼德王朝和非琐罗亚斯德教徒伊朗遗产的叛徒。”“没有任何证据显示阿尔萨息斯诸王对希腊文化采取敌视的态度”。48
剔除掉古典文献带有偏见性的记载,再结合大量考古材料,重新审视帕提亚人对希腊文化的态度,则会发现其希腊化属性显然因自身文化属性、帝国政治环境和社会文化氛围而呈现出特有的一面。虽然从政治关系上说,帕提亚人和塞琉古的后代一直处于敌对状态,但从文化关系上讲,他们并不是塞琉古王朝希腊化遗产的破坏者。然而,从整个时期来看,希腊化世界东西地区希腊化的程度显然也存在着明显的地区性差异。概括说来,帕提亚人的希腊化有着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不稳定性
与其它希腊化国家不同,帕提亚帝国的希腊化是在“非希腊集团”的领导下进行的。立国之初,阿尔萨息斯诸王虽然采用希腊化钱币,但并未放弃帕提亚的文化习俗和标识。很明显的例子是,在帕提亚钱币上既有希腊文化的印记,也有游牧民族本身的装束和象征。在阿尔萨息斯一世的钱币上,甚至还出现过阿拉米亚语的铭文。如前所论,阿尔萨息斯王室对于希腊文化的态度时常受到帝国内部两股矛盾势力的左右。这也使帝国对于希腊文化的态度表现出明显的前后不一致性。如,早期帕提亚钱币上的阿拉米亚文却不见于中期钱币。直到沃洛加西斯三世(Vologases III,约105年—147年)以后,伊朗文化因素再度反弹,阿拉米亚文的国王称号再次出现于国王的钱币上。50正如前贤所言:“这支以前的游牧民,经过一度暂短的‘希腊迷’时期以后,又脱掉了希腊式衣装而归宗亚洲。”51其深层原因,很可能是政治稳定带来的帕提亚民族意识增长,但同时也不能否认阿尔萨息斯统治阶层会带着矛盾的心态审视希腊和罗马所代表的西方势力。
不平衡性
帕提亚的希腊化是在塞琉古王朝希腊化遗产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后者希腊化的不均衡性也为阿尔萨息斯王朝所承袭。而且帕提亚帝国广土众民、民族和文化成分极为复杂;统治阶层本身又是带有游牧特征的“非希腊势力”,对于希腊文化的热爱和赞助远不如塞琉古王朝的希腊统治阶层。这便加剧了帕提亚帝国希腊化的不平衡性。具体表现是,在希腊人城市较为集中的帕提亚帝国西部,希腊文化的发展明显要比帝国东部充分得多。帕提亚时期城市考古的结果表明,帝国西部地区如塞琉西亚、杜拉—欧罗波斯和尼尼微以及苏萨等城市的希腊文化因素显然要较东部的萨拉赫斯(Serakhs)、拉伽(Rhagae)和尼萨浓厚。52帕提亚帝国在统治体制上过于松散,帝国各地的分裂主义倾向较为严重。在帕提亚中期和后期,王权对于地方势力控制的弱化导致各地区与外界贸易交流的自主性增强。这一结果对于文化发展的影响就像科尔所分析那样,由于地方商人和强盗式的老板从丝路贸易中获利甚丰,这些新贵们(Nouveaux riches)便充当了帕提亚后期艺术发展的赞助人。53但是在经济落后的地区,希腊文化因素的发展自然会受到更大的限制。
除了整体的不平衡之外,帕提亚统治阶层对于希腊文化的态度还导致帝国局部地区希腊化的不平衡性。虽说东部地区的希腊化远不如西部地区,但当地的希腊化并非一直停滞不前。苏联学者对于帕提亚东部地区的考古研究,极为有力地证实了这一点。部分学者将公元12年以后的帕提亚历史划入反希腊化时期,但斯塔维斯基(B.Y.Staviskly)认为这一划分显然不适合于木鹿(Merv)地区。相反地,当地帕提亚统治阶层对于希腊罗马文化进行了创造性地处理。54弗鲁姆金亦指出:“东部省份的帕提亚统治阶级,比较乐于接受希腊的影响,希腊文化的贡献在这里表现为高级艺术品,并且建立了一个纯希腊文化的后院。”55可见,对于帕提亚希腊化的考察有必要分时分地区地加以考察。
上层化
对帕提亚时期遗址的考古发掘显示,大量带有希腊文化因素的艺术品不是出自于帝国西部希腊人聚居的城市,就是发现于阿尔萨息斯王室的中心城市。换言之,帕提亚的希腊化主要集中于阿尔萨息斯统治阶层生活的一些城市,而广阔的农村地区和社会下层似乎受希腊文化的影响不大。这一印象也说明,帕提亚的希腊化更多地反映出上层社会的审美情趣和文化追求。根据英国希腊化史专家沃尔班克(F.W.Walbank)对于整个希腊化世界的考察,不难发现希腊化文明似乎只是一种城市文明,而在希腊化亚洲的广大农村地区,传统文化依然占据主要地位。56可见,虽然帕提亚人一度是希腊化遗产的承继者,但希腊化亚洲地区原有社会文化的格局并不会就此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实际上,与帕提亚对峙的时期,罗马人也同样面临希腊化问题。如果说帕提亚人是自东向西接手塞琉古王朝希腊遗产的话,那么罗马人显然是自西向东逐渐吞并了希腊化世界的西部地区。和帕提亚人一样,罗马人对希腊人的态度和他们对希腊文化的态度也不是同步的。西塞罗自称“爱希腊者”,但因希腊人的傲慢和骚乱采取了严肃批评希腊人的政治立场,并宣称罗马人在宗教、法律和政治上皆要远胜于希腊人。51易言之,出身非希腊族群的宗主在面对其臣民的希腊文化时,显然并不会采取完全接受的策略。尽管帕提亚人对希腊文化传统怀着一种开放的心态,但其统治阶层的民族出身与文化立场也决定了他们的希腊化不可能十分深刻。奥布瑞切特的最新研究就反复强调了这一点。帕提亚人的希腊化更多地是上层社会精英的文化品位,但因其文化出身和民族精神(Parthian ethos),他们的希腊化并不会很深刻。57
表象化
对于希腊化世界的非希腊族群而言,希腊文化是一种异质文化。因此,在面对希腊文化时,他们不会全盘接受,而且倾向于借用异质文化中的某些形象来表达自身文化的内容。这一点在帕提亚人身上得到充分体现。如帕提亚人常将伊朗传统中的胜利之神韦雷斯拉格纳塑造成赫拉克勒斯的形象,贝希斯敦山崖的赫拉克勒斯半卧石像与塞留西亚出土的赫拉克勒斯青铜立像都是例证。奥布瑞切特也指出,米特里达提一世四德拉克马钱币上的赫拉克勒斯很可能表现的是鲁斯塔姆,因为正是在帕提亚时期鲁斯塔姆才变成了伊朗史诗中的主角。58正因如此,凯泽(T.Kaizer)才在艺术史家博德曼(J.Boardman)“重新解释”(reinterpretation)理论的基础上说,考虑到对变化和解释的敏感性,古典世界的赫拉克勒斯很适合于各种不同的环境。持续的希腊化进程并不足以概括当地文化的发展本质,赫拉克勒斯形象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希腊化。59 帕提亚人有其自身文化传统,对赫拉克勒斯的接受倾向于对形象的借用,并未吸收其全部的文化内涵。
四、结 语
1938年,英国古典学家塔恩《巴克特里亚和印度的希腊人》一书问世,宣示着西方学术界的希腊化研究逐渐开始关注传统古典地中海世界以外的边缘地区。从希腊化政治史的叙事框架出发,塔恩将希腊化亚洲世界一分为三,其一为幼发拉底河和叙利亚沙漠以西的小亚细亚;其二为幼发拉底河和伊朗沙漠之间的地区,亦即帕提亚帝国;其三即希腊化亚洲“远东”(the Farther East)世界,包括伊朗东部沙漠地区和印度以及更远的希腊人统治的地区。为了将孤悬于希腊化边缘世界的巴克特里亚和北印度地区希腊人的历史纳入希腊化研究者的视野,塔恩集各种材料之大成,对后亚历山大时代希腊人在远东地区的历史尽可能地做了大胆的推测和细致的梳理。可以说,塔恩将希腊人在远东的历史从近乎被遗忘的状态中拯救出来,为今天希腊化远东世界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其历史功绩自不待言。然而,塔恩在考察整个希腊化世界的历史时,却将帕提亚人建立的阿尔萨息斯王朝除名,帕提亚的国家被当作“弃儿”一般无情地排除在了希腊化王国的行列之外。60
20世纪80年代以来,希腊化研究步入以奥斯丁(M.M.Austin)和沃尔班克为代表的“修正时代”,而“英雄时代”领军者塔恩有关希腊化远东的研究开始受到质疑和挑战。61虽然目前学者们对帕提亚人的希腊化问题仍存争议,但更多的分歧则集中于帕提亚人希腊化的动机,而非帕提亚人是否存在希腊化的情况。如果说在塔恩时代帕提亚人的希腊化还有待商榷的话,那么后塔恩时代的研究已然修正了塔恩的观点。随着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者有必要对帕提亚人希腊化这一旧课题做出新的解释和总结。近几十年来,希腊化史者和帕提亚史者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虽然长久以来帕提亚人因其出身被古典作家贴上了“蛮族”的标签,但希腊化乃是帕提亚人历史发展中一个鲜明的特征。与希腊化世界的其他政权不同,正因为帕提亚的阿尔萨息斯王朝具有“非希腊渊源”(non-Hellenic Origin),其希腊化才呈现出相应的独特性。认识帕提亚人自身文化的属性,是理解他们与希腊化文化关系的前提。诚如奥布瑞切特所言,帕提亚人在实质上是伊朗本土定居民和中亚草原地区游牧的斯基泰达依部落民的混合体,如果不理解帕提亚人自身的文化,几乎不可能对帕提亚帝国内希腊人及其传统所扮演的角色予以定性的。62换言之,如果没有从根源上理解帕提亚人自身的文化属性,也就无法对他们的希腊化问题进行客观、全面的历史性考察。
注释
11 G.Rawlinson,The Sixth Great Oriental Monarchy.Or the Geography,History,and Antiquities of Parthia,Collected and Illustrated from
21 [苏联]弗鲁姆金着,黄振华译:《苏联中亚考古》,乌鲁木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1981年,第63页。弗鲁姆金的“告诫”是基于苏联中亚考古的新进展而对西方学界的一种呼吁。有关帕提亚历史研究发展史,可参见王三三:《“被遗忘的王朝”——帕提亚帝国及其历史研究》,《光明日报》,2018年12月10日,第14版
32 近年西方学界对于帕提亚与希腊文化关系研究的代表性论着有:A.Kuhrt & S.Sherwin-White eds.,Hellenism in the East:The Interaction of Greek and Non-Greek Civilizations from Syria to Central Asia after Alexander,London:Duckworth,1987、E.D?browa,Studia Graeco-Parthica:Political and Cultural Relations between Greeks and Parthians,Wiesbaden:Harrassowitz Verlag,2011及W.Grajetzki,Greeks and Parthians in Mesopotamia and Beyond,331 BC-224 AD,London:Bristol Classical Press,2011。此外,代表性的专题论文如J.Wolski,“Sur le ‘philhellénisme’ des Arsacides,” Gerión,1(1983),pp.145-56、J.Wolski,“L'héllénisme et l'Iran,” in M.-M.Mactoux & E.Geny eds.,Mélanges Pierre Lévêque,II:Anthropologie et société,Paris:Les belles lettres,1989,pp.439-446、J.Wieseh?fer,‘“King of Kings” and “Philhellên”:Kingship in Arsacid Iran,’ in P.Bilde et al.eds.,Aspects of Hellenistic Kingship,Aarhus:Aarhus University Press,1996,pp.55-66。国内学者对此问题的研究,仅见杨巨平:《帕提亚王朝的“爱希腊”情结》,《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1期。
43 刘家和、廖学盛主编:《世界古代文明史研究导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03页。
51 王三三、邵兆颖:《帕提亚人的斯基泰渊源:文献与考古学证据》,《世界历史》,2014年第2期。
62 J.,AJ.13.185,in Josephus,Jewish Antiquities,Vol.5,trans.by R.Marcus,Loeb Classical Library (LCL),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p.319;Just.,Epitome.41.1-4,in Justin,Epitome of the Philippic History of Pompeius Trogus,trans.by J.C.Yardley,with intr.& expl.nts.by R.Develin,Atlanta,GA:Scholars Press,1994,pp.253-256.
73 如基尔什曼(R.Ghirshman)称2年—162年为“反希腊时期”(The Anti-Hellenistic Period)。参见id.,“History of Iran:II.The Hellenistic and Parthian Periods,” in The New Encyclopedia Britannica,15th ed.,Vol.9,Chicago,IL.:Encyclopedia Britannica,Inc.,1983,pp.842-846.
84 D.Sellwood,An Introudction to the Coinage of Parthia,London:Spink & Son Ltd.,1971,pp.5-14;李铁生编着:《古波斯币:阿黑美尼德、帕提亚和萨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6年,第43—48页。
95 A.Momigliano,Alien Wisdom:The Limits of Helleniza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1,p.138.但从米特里达提一世以后,帕提亚国王币图都显示出他们的蓄须习惯。
106 E.D?browa,“Greek:A Language of the Parthian Empire,” in id.,Studia Graeco-Parthica:Political and Cultural Relations between Greeks and Parthians,pp.153-163
117 需注意的是,帕提亚人这一族群概念较为复杂。如果仅指建立政权的帕尔尼人,那么根据他们的出身,学者们多推测他们的语言很可能属于东伊朗语,详见A.D.H.Bivar,“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Iran under The Arsacids,” in E.Yarshater 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Vol.3,The Seleucid,Parthian and Sasanid Periods,Pt.I,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p.27及V.S.Curtis,“The Iranian Revival in the Parthian Period,” in V.S.Curtis & S.Stewart eds.,The Age of the Parthians,London:I.B.Tauris,2007,pp.7-25。因此,若简单认为帕提亚人的民族语言是帕提亚语,恐有误解之嫌。费耐生(R.N.Frye)认为,在帕提亚时期伊朗高原的普遍通用语是阿拉米亚语,但是官方的正式口头语应该是帕提亚语,当然同时还存在很多的方言和其它语言。R.N.Frye,“Parthian and Sasanian History of Iran,” p.18;J.Wieseh?fer,Ancient Persia from 550 BC to 650 AD,London:I.B.Tauris Publishers,2001,pp.118-119.
121 如塞尔伍德在比瓦尔(A.D.H.Bivar)工作的基础上指出,塞尔伍德类型3反面阿拉米亚语铭文为“Krny”,即Karen;而这恰好是阿尔萨息斯王朝着名的家族之一名字。访问地址:http://www.parthia.com/arsaces1.htm,最近浏览日期:2020年4月26日。
132 关于这4份希腊语文献,可参考U.Hackl,B.Jacobs,& D.Weber eds.,Quellen zur Geschichte des Partherreiches.Textsammlung mit ?bersetzungen und Kommentaren.Vol.2:Griechische Und Lateinische Texte,Parthische Texte,Numismatische Evidenz,G?ttingen:Vandenhoeck & Ruprecht,2010,pp.444-490。
143 这块浮雕被18世纪新的铭刻所毁坏,但结合目前的证据和一份17世纪的草图可知,浮雕中有5人站立成一排,其上刻有米特里达提的名字与称号。E.Herzfeld,Am Tor von Asien,Berlin:Dietrich Reimer,1920,pp.35-37,fig.11;V.S.Curtis,“Parthian Culture and Costume,” in J.Curtis ed.,Mesopotamia and Iran in the Parthian and Sasanian Periods.Rejection and Revival c.238 BC-AD 642,London:British Museum Press,2000,pp.25-26.加州大学拉希姆·沙伊甘(M.Rahim Shayegan)新近的看法,详见id.,Arsacids and Sasanians:Political Ideology in Post-Hellenistic and Late Antique Persia,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pp.198-226。
154 Phil.,1.31-32,in Philostratus,The Life of Apollonius of Tyana,Vol.1,trans.by F.C.Conybeare,LCL,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11,pp.89-91.
165 J.E.Reade,“Greco-Parthian Nineveh,” Iraq,Vol.60 (1998),p.71.
176 Plut.,Carss.33,in Plutarch,Lives,Vol.3,trans.by B.Perrin,LCL,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16,p.421.
187 L.Martinez-Sève,“SUSA iv.The Hellenistic and Parthian Periods,” in Encyclop?dia Iranica,online edition,2015,访问地址:http://www.iranicaonline.org/articles/susa-iv-hellenistic-parthian-periods.最近浏览日期:2020年4月28日;[伊朗]阿卜杜·侯赛因·扎林库伯着,张鸿年译:《波斯帝国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23页。
198 St.John Simpson,J.Ambers,G.Verri,Th.Deviese,& J.Kirby,“Painted Parthian Stuccoes from Southern Iraq,” in R.Matthews & J.Curtis eds.,Proceedings of the 7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the Archaeology of the Ancient Near East,12 April-16 April 2010,Wiesbaden:Harrassowitz Verlag,2012,pp.209-220;A.Invernizzi,“Corinthian Terracotta Assembled Capitals in Hellenized Asia,” in id.ed.,In the Land
201 M.Bunson,A Dictionary of the Roman Empir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p.454;[伊朗]阿卜杜·侯赛因·扎林库伯着,张鸿年译:《波斯帝国史》,第312页。
212 Plut.,Carss.32,in Plutarch,Lives,Vol.3,p.419;W.W.Tarn,The Greeks in Bactria and India,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1,p.52.
223 Polyaen.,Strat.8.27,in Polyaenus,Stratagems of War,with eng.trans.from R.Shepherd,Vol.2,Chicago,IL.:Ares Publisher,Inc.,1994,p.335.
234 J.Wieseh?fer,“Greek Poleis in the Near East and Their Parthian Overlords,” in A.Kemezis ed.,Urban Dreams and Realities in Antiquity:Remains and Representations of the Ancient City,Leiden:Brill,2015,pp.328-346.拙文写作期间,笔者曾就帕提亚人“希腊化”问题请教维斯豪费尔先生,承蒙慷慨赐文,谨致谢忱。
245 A.Momigliano,Alien Wisdom:The Limits of Hellenization,p.139.
256 B.C.McGing,The Foreign Policy of Mithridates VI Eupator,King of Pontus,Leiden:Brill,1986,pp.90-91.
267 M.J.Olbrycht,“Mithridates VI Eupator and Iran,” in J.M.H?jte ed.,Mithridates VI and the Pontic Kingdom,Aarhus:Aarhus University Press,2009,pp.167-168.
271 E.D?browa,“The Parthians and the Seleucid Legacy,” in id.,Studia Graeco-Parthica:Political and Cultural Relations between Greeks and Parthians,p.127.
282 王三三:《帕提亚与希腊化文化的东渐》,《世界历史》,2018年第5期。
293 J.Wieseh?fer,‘“King of Kings” and “Philhellên”:Kingship in Arsacid Iran,’ pp.62-63;E.D?browa,“Greeks under the Arsacid Rule (2nd century BC),” in id.,Studia Graeco-Parthica:Political and Cultural Relations between Greeks and Parthians,p.83,note 4.
304 沃尔斯基去世后,“波兰学派”的代表性学者有达布洛瓦和奥布瑞切特,参见E.D?browa,Studia Graeco-Parthica:Political and Cultural Relations between Greeks and Parthians;M.J.Olbrycht,“Greeks in the Arsacids Empire,” pp.3-27.
315 M.J.Olbrycht,“Greeks in the Arsacids Empire,” p.6,p.18.
321 从帝国居民的身份认同上说,此时的帕提亚人不仅指阿尔萨息斯王室统治阶层,而且也包括在政治上受阿尔萨息斯王室统治的帕提亚帝国内的广大居民。因此,随着帕提亚帝国的扩张,“帕提亚人”这一概念也逐步地发生着变化。正如弗鲁姆金所说:“领土的扩张使原来的种族纯一性遭到破坏,这个国家的居民再也不是什么‘帕提亚人’,而是一个世界性大帝国的臣民,各省的人种都是彼此大不相同的。”见[苏联]弗鲁姆金着,黄振华译:《苏联中亚考古》,第65页。
332 E.D?browa,“Hellenistic Elements in the Parthian Kingship:The Numismatic Portrait and Titulature,” in id.,Studia Graeco-Parthica:Political and Cultural Relations between Greeks and Parthians,p.144.
343 A.K.Nikitin,“Early Parthian coins from Margiana,” in V.S.Curtis et al.eds.,The Art and Archaeology of Ancient Persia,London & New York,NY.:I.B.Tauris Publishers,1998,p.15.
354 [俄]G.A.科舍伦科、[土库曼斯坦]V.N.皮利普科:《帕提亚》,载[匈牙利]雅诺什·哈尔马塔主编,徐文堪等译:《中亚文明史》,第二卷,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年,第96页。
365 M.J.Olbrycht,“Greeks in the Arsacids Empire,” p.22.
376 [俄]G.A.科舍伦科雅、[土库曼斯坦]V.N.皮利普科:《帕提亚》,第96页。
381 [伊朗]阿卜杜·侯赛因·扎林库伯着,张鸿年译:《波斯帝国史》,第290—291页。
392 J.Wieseh?fer,“Greek Poleis in the Near East and Their Parthian Overlords,” p.333.
403 达布洛瓦也认为奥罗德二世的例子是对普鲁塔克的误读有关系,并指出,没有任何证据能说明帕提亚国王对于希腊文化有特别爱好。E.D?browa,“Greek:a Language of the Parthian Empire,” p.155,note 10.笔者以为,该论断过于绝对。帕提亚诸王长期生活在希腊化世界,有些还具有希腊血统,因此,某些国王是希腊迷的可能性不可断然排除。
414 R.Tada,“Book Review of Greeks and Parthians in Mesopotamia and Beyond,331 BC-224 AD by Wolfram Grajetzki,Bristol Classical Press,2011”,Military History Books,2012年1月6日发布,访问地址:http://www.armchairgeneral.com/greeks-and-parthians-in-mesopotamia-and-beyond-331-bc-224-ad-book-review.htm,最近浏览日期:2020年4月27日。
425 [乌兹别克斯坦]Г·A·普伽琴科娃、Л·Й·列穆佩着,陈继周、李琪译:《中亚古代艺术》,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年,第12页。
436 [苏联]Б·Я·斯塔维斯基着,路远译:《古代中亚艺术》,图版28;Antonio Invernizzi,“Die hellenistischen Grundlagen der frühparthischen Kunst,” Arch?ologische Mitteilungen aus Iran,NF 27(1994[1996]),pp.191-203.
447 访问地址:http://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Hercules＿Hatra＿Iraq＿Parthian＿period＿1st＿2nd＿century＿CE.jpg,最近浏览日期:2020年4月27日。美国艺术史家罗森菲尔德(J.M.Rosenfield)说,从服装、装饰元素和人物姿态来看,哈特拉的雕塑艺术应属于帕提亚文化圈,见id.,The Dynastic Arts of the Kushans.Berkeley & Los Angeles,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7,pp.170-173。不过,哈特拉后期的一尊带有拉丁铭文的赫拉克勒斯雕像似乎暗示哈特拉的艺术也受到罗马的影响,见J.Boardman,The Greeks in Asia,London:Thames & Hudson,2015,pp.199-200。
458 J.Tucker,The Silk Road:Art and History,London:Philip Wilson Publishers,2003,p.322,fig.405.
469 [乌兹别克斯坦]Г·A·普伽琴科娃、Л·Й·列穆佩着,陈继周、李琪译:《中亚古代艺术》,第25页。
471 [乌兹别克斯坦]Г·A·普伽琴科娃、Л·Й·列穆佩着,陈继周、李琪译:《中亚古代艺术》,第137页。有关尼萨角杯最初的考古研究,参考M.E.Masson & G.A.Pugacenkova,The Parthians rhytons of Nisa,intro.by A.Invernizzi,Firenze:Le Lettere.1982。2《史记·大宛列传第六十三》,见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宋本史记》第27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8年,第93页。
483 A.D.H.Bivar,“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Iran Under the Arsacid,” p.21.
491 M.J.Olbrycht,“Greeks in the Arsacids Empire,” pp.4-5.
502 R.N.Frye,The History of Ancient Iran,München:C.H.Beck'sche Verlagsbuchhandlung,1984,p.244.
513 李铁生编着:《古波斯币:阿黑美尼德、帕提亚和萨珊》,第47页。
524 [苏联]弗鲁姆金着,黄振华译:《苏联中亚考古》,第64页。
535 M.J.Olbrycht,“Greeks in the Arsacids Empire,” pp.12-18.
546 V.S.Curtis,“Parthian Culture and Costume,” p.28.
551 [苏联]Б·Я·斯塔维斯基着,路远译:《古代中亚艺术》,第56页。
562 [苏联]弗鲁姆金着,黄振华译:《苏联中亚考古》,第68页。
573 F.W.Walbank,The Hellenistic World,London:Fontana Press,1992,pp.159-175.
584 R.L.van der Wal,“They May Have the Brains,But We Have the Character.Cicero and the Greeks,Pharos,” Journal of the Netherlands Institute in Athens,Vol.9 (2010),pp.97-110.
595 M.J.Olbrycht,“Greeks in the Arsacids Empire,” p.18.
606 M.J.Olbrycht,“Greeks in the Arsacids Empire,” p.20.
617 J.Boardman,The Diffusion of Classical Art in Antiquity,London:Thames and Hudson,1994,p.320;T.Kaizer,‘The “Heracles” Figure at
621 W.W.Tarn,The Greeks in the Bactria and India,“Introduction”,pp.xx-xxi.
632 代表性的批判,可参考F.L.Holt,Thundering Zeus:The Making of Hellenistic Bactria,Berkeley &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pp.69-72.有关希腊化时代学术史的梳理,可参考陈恒:《希腊化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序言”,第1—24页;杨巨平:《近年国外希腊化研究略论(1978—2010)》,《世界历史》,2011年第6期。
643 M.J.Olbrycht,“Greeks in the Arsacids Empire”,p.18.
上一篇：新法兰西殖民地形成发展中毛皮贸易的作用
下一篇：乡土历史文化在历史教学的运用
下一篇：乡土历史文化在历史教学的运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