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古王国没落的复杂原因及多重启示
作者：无忧期刊网 来源：期刊论文 日期：2023-02-21 08:37人气：
摘 要：关于埃及古王国的没落，埃及学界和相关学科的学者进行了长期的研究和讨论，许多人试图找到终结古王国的直接和单一的原因。事实上，“古王国”“第一中间期”这两个概念本身就是现代学者在含糊不清甚至误传的古埃及文献基础上提出的。一旦我们认识到古王国的结束并非之前想象的那样惊天动地，古王国与之后所谓的第一中间期之间也未曾存在天壤之别，我们就能够更加理性地分析导致古王国没落的复杂原因，并领会它带给我们的多重启示。
关键词:埃及;古王国;第一-中间期;没落;环境;
The Complex Causes of the Decline of the Old
Kingdom of Egypt and the Multiple
Revelations
Jin Shoufu
一个社会的崩溃尽管可能会有一个最为根本的原因，但这个原因一定是在多种因素长期作用下形成的。它与政治制度相关，涉及经济情况和环境变化，也受到来自人口迁徙及结构变动的影响；同时，它与宗教信仰和传统密切相关。按照法国年鉴学派的研究，社会的剧变有其导火索，如长途贸易线路中断、爆发流行病、发生内战等，但这个导火索被点燃一定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1
研究古代文明的数位著名学者于2010年9月集聚在剑桥大学，探讨埃及古王国、印加文明、玛雅文明在内的古代社会何以崩溃。令人感到有些意外的是，这些学者倾向于认同这样一个观点，即所谓这些古代社会的终结既不是在短时间内发生的，也并非意味着社会的所有方面都遭受了同样的灾难。2他们认为，一个社会如同天崩地裂一样顷刻间烟消云散，不应说非常罕见，而应当说是绝无仅有。在由麦卡纳尼和约菲主编的论文集中，多数学者也基本持相同或类似的观点。3多年来，关注埃及古王国没落问题的学者试图找到引发这个重大历史事件的元凶，他们特别想从自然灾害，尤其是人为造成的环境变迁中发现蛛丝马迹，自从加利福尼亚大学地理学家戴蒙德出版多部环境与社会变迁的畅销书以后，这种风气变得相当时髦。以伦福儒为代表的剑桥与会者并不否认气候变化和环境恶化会影响到人类社会；关键在于，这些学者同时强调，任何复杂社会都具有抵御环境变迁的能力。按照已故著名社会学家艾森斯塔特的解释，一个社会的政治制度、宗教特性和文化传统紧密联系在一起，但是遇到危机时出现断裂的往往是政治实体，宗教和文化具有非常强的韧性。4如此看来，我们应当首先厘清埃及古王国究竟是崩溃还是没落，然后再对引发这个变化的复杂原因进行细致地分析。
一、古王国名称的由来及古王国演变的脉络
马涅托把古埃及历史分为三十个朝代，在此基础上，德国学者邦森把美尼斯建立统一王权至喜克索斯人在埃及建立政权的时间段称为古王国，他把外族入侵视为一个大的历史阶段的结束。邦森把喜克索斯人统治时期和第十七王朝视为中王国，从第十八王朝开始的埃及历史则被他称为新王国。5邦森当时尚未引入中间期的概念。德国埃及学之父莱比修斯采用了邦森的分期；不过，法国埃及学家马里耶特对邦森的分期法进行了细化，把马涅托的第一至第十王朝称为古王国，把第十一至第十七王朝称为中王国，把第十八至第三十王朝视为新王国。马涅托的历史基本是以这个格局分为三卷本的，马里耶特受到的影响显而易见。
都灵王表把赫拉克利奥波利斯王朝之前的时间，即把第一至第八王朝视为一个整体。6根据都灵纸草上的王表，德国古代史大家迈耶把古王国的下限向前推，把第八王朝视为古王国结束的节点，把之后一直到中王国开始的时间段视为过渡期。在此基础上，贝基首次使用了“第一中间期”这一并非特别恰当的称呼。7对都灵纸草重新进行深入研究后，英国学者马利克得出结论，第一至第八王朝确实被都灵王表的编纂者视为同一个时间段，在第六王朝之后并没有出现明显的断裂。8古埃及人很早便意识到了国家统一的重要性，同时很清楚这种一体性并不是自然而然的，而是需要借助政治、宗教和经济手段才能维持。在探讨政权的连续性的时候，古埃及人常常把迁都视为权力更迭和秩序受到破坏的征兆。正因如此，在编纂王表时，古埃及史官会明确标注都城。9至少在古王国，国王的权威基于三个因素，第一是他的文武才能，即韦伯所说的个人魅力；其二是他的出生，这可能也是马涅托为什么特别强调王位在国王与其长子之间传承的原因；其三是有关王权的神话，比如奥西里斯神话把每一个继承王位的人说成是荷鲁斯，他继承奥西里斯的王位被赋予神圣的色彩。10
古埃及王权理论上由父亲传给儿子，但是实际上有许多例外情况，比如第三王朝的第一位国王与其继任左塞是兄弟关系。马涅托之所以把斯奈夫鲁视为新的朝代的建造者，似乎是因为这位国王开启了新的建筑风格，即王陵真正呈现金字塔形状。在斯奈夫鲁之前，王陵的朝向以南北作为基准，左塞的祭庙建在梯形金字塔的北面，北极星构成了其基准点。斯奈夫鲁的陵墓呈东西向，他的祭庙位于其金字塔的东面，太阳由东向西运行成为王室来世想象的核心。斯奈夫鲁先后建造了三座金字塔，它们合起来花费的建筑材料和人工都远远超过了胡夫金字塔。胡夫的孙子曼卡乌拉的金字塔规模在吉萨三座金字塔中最小，不过大量使用了花岗岩。古埃及人认为花岗岩象征恒定和不朽，花岗岩构成了雕像、石棺、供桌等墓葬设施的最好材料。曼卡乌拉的继任塞普塞斯卡夫没有把其陵墓建造成金字塔形状，而是采用了棺材形。学者们对塞普塞斯卡夫放弃金字塔形状莫衷一是，但可以肯定的是，每一位君主都试图找到最有可能促成国王死后复活的建筑形式。9
第五王朝时期，国王的金字塔规模与他建造的太阳神庙的大小成反比；但是，凯泽试图从中看到国王与祭司集团之间的张力，11正如奥康纳指出，把这种张力理解为国王与祭司之间的矛盾似乎是过分解读。12恰好相反，太阳神庙是古王国末期的君主们神话王权的有力工具。第五王朝最后一位国王乌纳斯在位时间很长（约30年），但他的金字塔规模很小。13此时很有可能陵墓的大小已经不是至关重要的事了。之前的金字塔内没有任何铭文，而乌纳斯金字塔内的棺材室布满了题材各异、内容繁杂的铭文，学者们称之为《金字塔铭文》。《金字塔铭文》可被称为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宗教经文集，它同时也是《棺材铭文》和《亡灵书》的雏形。此外，连接乌纳斯祭庙与河岸神庙的回廊长达700米，墙壁上的浮雕和壁画描画了这位国王在位时的一些重大事情，如从位于阿斯旺的采石场开采花岗岩并船运至孟菲斯的画面，虽然多已脱落和残破，但可以领略到当时的辉煌景况。
第四王朝时期，宫廷中的要职一般由王子及其他王室成员担任，国王的兄弟和儿子担任宰相、建筑大臣、掌玺大臣等官职，巨大的金字塔是他们管理天才的最好见证。估计在第四王朝末期或第五王朝初期，王位继承权发生了危机。王朝成员退出政治舞台为非王室血统的官吏进入核心管理层创造了条件，而这些人与公主成婚标志着国王信任或依赖他们的程度加深。另外，随着疆域扩大和人口增多，管理系统自然要扩展和细分。在没有成熟的培养和选拔官吏机制的情况下，国王只能依赖少数在他看来值得信赖和有能力的人。第五王朝时期，王室成员不再担任包括宰相在内的最高官职。13这种重大改革的原因是什么，学界尚未达成一致意见。从第五王朝初开始，王室成员逐渐退出管理系统。第五王朝的尼乌塞瑞在位时期被不少学者视为古王国经历多种转型时期，其中捷克埃及学家巴尔塔用一系列论著论证了这个新的观点。正是在这位国王统治时期，官员们的财富急剧增加，尤其是他们拥有的土地越来越多。尼乌塞瑞显然意识到这个趋势的危害性，所以试图减少官员数量，把权力集中于他信得过的官吏手中。同时把公主们许给这些宠臣。但是，这一举措的恶果是，这些得到恩宠的官员利用不同手段搞裙带关系。不少官位变成世袭，少数家族在宫廷里掌控了多个关键职位。尼乌塞瑞创立了“上埃及督察”一职，其根本目的是强化中央对上埃及的管控。当然，也可以把设立这个官位视为对地方摆脱中央趋势的应对措施。可以说，从尼乌塞瑞统治时期开始，两种走向变得愈发明显，一是中央政府通过减少官员的数量和设立新的监管性官职强化中央的威力，二是都城的官吏们试图获取更大的权力和更多的利益，地方的官吏则企图扩充自主权。14
在尼乌塞瑞之后，其他国王也进一步采取了强化中央集权的措施，如在上埃及第九诺姆设立了第二个宰相府；到了乌纳斯统治时期，尽管仍然维持两个宰相府的政策，但是它们均设在孟菲斯。在泰提统治时期，孟菲斯的两个宰相府各自拥有专门的权力和功能，其中一个主要负责税收，另一个则主管工程建筑。在佩皮二世统治的前半期，上埃及督察和宰相均由阿比多斯的权贵胡伊的家族成员担任，至这位国王在位的后期，上埃及督察的官职不再固定在阿比多斯，而是由上埃及其他诺姆负责税收的官员轮流担任。15可见，每个国王登基之后都面临新的问题，并因之试图采取确实可行的对策。但是，官职的频繁变动和有时前后相互冲突的法令的颁布，对国家的稳定反而不利。
第六王朝与第五王朝之间也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断裂。多数学者认为，第六王朝第一位国王泰提的王后是第五王朝最后一个君主乌纳斯的女儿。13如果考虑到多数重要官吏横跨两个朝代担任同一个官职，两个朝代的连续性就更加明显了，比如泰提的宰相卡盖姆尼在第五王朝杰德卡瑞统治时期担任官职，其职业生涯经过乌纳斯的整个统治时期。与第五王朝的多位国王一样，泰提把自己的一个女儿瓦特赫托尔嫁给麦瑞鲁卡，一个已经在第五王朝几位国王手下担任要职的官吏。泰提手下数个官吏的墓遭到了有意的破坏，这很有可能是他们失宠了，至于失宠的原因不得而知。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述，泰提在一次宫闱之变中被自己的贴身保镖杀死。16古埃及的宫闱之变基本上是因为王位之争引起的，一旦国王与正房没有男性后嗣或者他们生的儿子夭折，王妃们的儿子就有机会接替王位。不少官吏被卷入王位之争或试图从中获利，一旦押错赌注便遭殃。泰提手下一个叫卡尔的宰相有几个儿子，捷克考古学家在清理他们的墓时发现，其中一些墓也遭到了刻意的破坏，他们可能也参与了阴谋。17
第六王朝君主佩皮一世婚娶阿比多斯一个权贵的两个女儿，她们的名字均为安赫恩佩皮，意思是“愿佩皮为她永生”；有的学者认为她们是双胞胎，有的学者则认为是姐妹。另外，不少学者视这个不同寻常的婚姻为国王神性变弱的表现，标志着古王国走向没落。18姐妹俩的哥哥后来担任宰相，两位王后均为佩皮一世生育了一个王子，姐姐生育了麦瑞恩瑞，他成为佩皮一世的继任，妹妹的儿子就是佩皮二世，他接替了麦瑞恩瑞的王位。另外，佩皮一世王后的墓室中首次出现了《金字塔铭文》，而在此之前，这种宗教铭文只是国王的专利。19另外一个事实是，第六王朝国王们的名字本身就变得“平民化”，如泰提、佩皮，远没有像之前和之后国王们的名字那样表达复杂的宗教含义。
在佩皮一世在位时期，少数高级官吏麦瑞鲁卡、安赫马霍尔、普塔霍特普、麦胡在都城建造了大型坟墓，它们确实可以用富丽堂皇等字眼加以描写。值得注意的是，也恰好是在这个时期，不少在宫廷任职的官吏在他们出生的诺姆建造坟墓，从这个意义上说，古王国末期诺姆的首府出现大型坟墓，不是地方官吏借助自己的权力和资源建造的，而是属于那些得到国王特别信任的高级官吏。20在此之前，尤其是在第四王朝，官吏们最大的来世企盼就是能够在在位国王的金字塔附近获得一个墓址。在第六王朝末期出现宫廷里的官吏在其家乡修建坟墓的现象，除了经济方面的因素以外，我们必须考虑宗教因素。最新的研究结果证明，在第一中间期成为冥界主宰的奥西里斯崇拜在古王国末期就已经开始兴起。
佩皮二世在位时间很长，导致有能力和自以为有资格继承王位的人增多。马涅托说佩皮二世6岁登基，在位时间长达94年。从古埃及留传下来的文献中，涉及佩皮二世在位时期清点牛栏数的最大数字是32，根据古王国时期每两年清点牛的存栏数，可以推测佩皮二世统治时间不超过64年。21随着越来越多的官吏在首都和都城以外的诺姆首府建造坟墓，原来集中到都城的物质和财富分散全国各地，社会格局也随之发生变化。在古王国时期，埃及以比布鲁斯为中转站与西亚保持频繁的贸易往来。佩皮二世之后一直到中王国建立，不再有从西亚进口诸如松木、白银、葡萄酒等物品的记录。贸易的中断一方面可能暗示埃及王权的衰弱，另一方面，从考古发掘材料判断，比布鲁斯恰好在佩皮二世统治时期被来自两河流域的阿卡德军队摧毁。22由此可以推测，比布鲁斯被毁影响了埃及与西亚的贸易，而这种传统贸易的终止反过来削弱了国王借助异域的贵重品和奢侈品增强威力和统治权的可能性。
另外，第六王朝的君主们完成了许多建筑工程，他们并未把人力和物力都集中在各自的金字塔上。他们在都城以外的不少地方建造了神庙和神龛，如位于阿比多斯的亨提阿蒙提乌神庙，位于科普托斯的敏神神庙，位于坦德拉的哈托神庙，位于希拉孔波利斯的荷鲁斯神庙，位于阿斯旺的萨泰特神庙。他们为这些神庙捐赠土地、财物和佃农，而且免除很多赋税。直到第六王朝末期，哈特努布的雪花石膏矿、哈马马特的硬砂岩和粉砂岩矿、阿布辛贝勒西北的片麻岩矿以及西奈半岛上的绿松石和铜矿都处在正常的开采之中。有的国王甚至派遣长途贸易队伍远赴蓬特。同样是从第六王朝末期，流传下来君主们为了便利埃及与非洲内陆的贸易，在第一瀑布凿除暗礁、疏通河道的文字。此外，位于阿斯旺的官吏墓地保存了第六王朝的官吏受国王命令远赴非洲中部进行贸易的记录。他们换回的贵重物品有乌木、兽皮、象牙、珍贵鸟类，此外还有会跳舞的俾格米矮人。一个名叫哈尔胡夫的官吏在墓室墙壁上刻写了佩皮二世写给他的信。从信的内容可以确认，远征的商队进入埃及境内以后，沿途的地方官吏要负责商队的起居和饮食。埃及在古王国时期对位于尼罗河以西的几个绿洲进行控制和开发，尤其是在佩皮二世统治时期，达赫莱绿洲形成了成熟的聚落，居民的日常生活和墓葬习俗与尼罗河河谷的埃及人没有差别，管理此地的官吏仿照古王国其他地方的官吏在墓室墙壁和墓碑上刻写自传，在这些自传中，他们特别强调他们对国王的忠诚和对管辖区域内民众的体恤。
根据马涅托的历史，佩皮二世的继任名叫麦瑞恩瑞，之后是一位名叫尼托克里斯的女王。23关于这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女王，学者们现在有了全新的认识。最早提到尼托克里斯的文献是“都灵王表”；除此之外，只有古典作家对这位古埃及君主做了只言片语的记述，希罗多德称她是古埃及唯一的女性君主。据称，她的丈夫———希罗多德并未给出他的名字———被属下谋杀。24学者们如今认为，尼托克里斯（Nitocris）实际上是佩皮二世多个名字之一，即Netjerkare（意为“拉神的卡是完美的”）误传的结果。除了Netjerkare以外，“都灵王表”还给出了佩皮二世的另一个名字Siptah（意为“普塔神的儿子”），两个名字分别是佩皮二世的登基名和生辰名。在大致同一时间成文的“阿比多斯王表”上，佩皮二世的上述两个名字呈现正确的形式。不巧的是，在“都灵王表”上，佩皮二世的生辰名（Siptah）破损，及至古典作家和马涅托设法复原古埃及王表的时候，他们依据的是“都灵王表”，遂把Netjerkare释读为Nitocris，以为这是一位女王的名字，古王国在她手下最终走向灭亡的传说因而形成。25
“萨卡拉王表”和马涅托的《埃及史》把第六王朝的结束视为一个大时段的终结，而“都灵王表”和“阿比多斯王表”则把这个时段的下限置于第八王朝之后。关于第七和第八王朝，按照阿非利加努斯对马涅托的转述，第七王朝共有70个国王，他们统治了70天；根据尤西比乌斯，第七王朝的5个国王总共统治了75天。相比之下，马涅托为第八王朝配置了146年，共有27位国王（根据阿非利加努斯的转述），即便按照尤西比乌斯的转述，该王朝也持续了100年，在位的国王数为5位。无论是采用阿非利加努斯还是尤西比乌斯的版本，第八王朝与第七王朝形成鲜明的对比；因此，不少学者认为第七王朝并非真实存在。26“都灵王表”把从美尼斯建都孟菲斯至第八王朝结束的年数合计为955年。27“都灵王表”的编纂者之所以把第八王朝视为古王国的结束，原因是该王朝之后，都城从孟菲斯迁到了赫拉克利奥波利斯。28在此之后，先是赫拉克利奥波利斯的政权控制埃及北半部，然后底比斯的地方权贵在埃及南部称王，构成了南北对峙的状态。即便是在此时，赫拉克利奥波利斯王朝的统治者仍然试图把自己扮演为孟菲斯传统的继承者。这个王朝的最后一个国王马里卡瑞死后葬在位于孟菲斯的金字塔中，而且该朝代至少有一位国王以第六王朝佩皮二世的登基名作为自己的王名。墓室壁画和浮雕表现的日常生活以及丧葬仪式，甚至这些画面的布局、颜色等都与古王国毫无二致，唯一不同的是它们的规模变小了。29
二、地方权贵的分裂倾向
至第四王朝末期，在17位担任宰相的官吏当中，只有3个没有“王子”“国王的长子”这类显示王室血统的特殊称号。30大约从第五王朝开始，越来越多非王室血统的男性担任高级职务；随后不久，这些官位世袭的现象也逐渐增多。世袭保证了连续性并提高了效率，因为在当时，认读文字和掌握管理技能都是“师傅带徒弟”；官职在父子之间传承使得一些家族的势力达到了影响官吏系统正常运转的程度，而且意味着国王对官位支配权的减弱。在这种情况下，国王把女儿嫁给已经担任要职或者潜在的高级职位竞争者，显然是权宜之计。至第六王朝末，佩皮二世娶阿比多斯一个地方权贵的女儿为妻，看起来惊世骇俗，实际上也是不得已的运作权力举措，而且其雏形在第五王朝初就已经形成。
捷克考古队在阿布西尔进行的考古发掘结果告诉我们，在第五王朝，有多个公主嫁给王室以外的男性。这个王朝的第一位君主乌塞卡夫的长女与一位高级祭司结婚，而且有一个名叫伊菲的公主，不仅嫁给了一个非王室血统的官吏，而且死后还葬在都城以外。在尼乌塞瑞统治时期，官吏们拥有的地产明显增多，官职的世袭也变得很严重。一个叫塞西的官吏在第五王朝国王伊塞西手下成为书吏，在乌纳斯统治时期被任命为书吏视察员；而到了第六王朝，他成为泰提王宫里的管家。像塞西一样横跨两个朝代担任官职，并且在此过程中得到升迁的人不在少数。31按照布雷斯特德的解读，普塔塞普塞斯的一生经历了八位国王的统治时期。25根据他的自传，他生于曼卡乌拉统治时期，儿童时期与王子们一起在宫廷受教育，后来在乌塞卡夫在位时走上仕途，并且娶了这位国王的女儿。一个人因为其一技之长得到重用，随后担任完全超出其能力的官职，这种现象并不少见。另外，一个人因为其得势，他的家庭成员都从中获益的情况也很常见。
同样是在尼乌塞瑞统治时期，担任高级官职的人数有所减少，而这些官吏担任官职的数量则明显增多，这或许是国王理顺官吏部门之间的关系或者提高管理效率的尝试。到了第五王朝末期，乌纳斯似乎又对管理系统进行了调整，虽然保留了两个宰相的格局，但是他们的治所均设在孟菲斯，而且在这位国王统治时期，高级官吏们都在都城附近建造坟墓。泰提登基以后把管理上埃及的宰相府迁到伊德富。佩皮二世统治时期，上埃及宰相和上埃及督察两个官职均由阿比多斯的胡伊家族的成员担任。从佩皮二世在位的第二十五年起始，诺姆总督被授予上埃及督察头衔，在上埃及宰相的领导和协调下主要负责收税。在底比斯、迈尔和阿比多斯建造了中心粮库，这些粮库所在诺姆的总督同时担任上埃及督察。在佩皮二世统治中期，诺姆总督又兼任祭司长。至佩皮二世在位末期，只有科普特斯诺姆的总督保留上埃及督察的官职，他同时担任上埃及宰相。30可见中央集权与地方分制是官吏系统中的结构性问题，古王国时期的众多君主，尤其是第五和第六王朝的国王都试图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式缓解中央与地方的张力。
在第五王朝最后一个国王乌纳斯金字塔和第六王朝第一位国王泰提金字塔周围的官吏墓地，卡纳瓦提发现了许多官吏的墓遭受人为破坏的痕迹，有些坟墓中途停工，后来被他人占用。这些墓的主人都曾经是泰提手下的官吏，我们因此有理由相信马涅托关于泰提死于宫廷阴谋的说法。32有意思的是，维尼的父亲伊乌乌曾经担任宰相一职，维尼的两个儿子后来也成为高级官吏。33维尼在其自传中声称，国王佩皮一世委托他审理一起宫廷中企图谋杀国王的阴谋，涉案主谋是一位王后。维尼特别指出，作为朝廷里的最高官吏，宰相并没有主持审理。根据维尼的说法，该案件由他审理是因为国王特别信任他。我们无法确定，宰相没有被任命为主审官，是否因为他被牵扯到该阴谋之中。佩皮一世在其在位第二十一年的时候颁布了有关保护斯奈夫鲁的两座金字塔的敕令。敕令的开头写到，佩皮一世向宰相发布这项命令。国王的名字以及宰相头衔均清晰可辨；不过，这个头衔拥有者的名字却被故意凿掉了。如果我们把这位宰相遭到贬斥与维尼自传里有关宰相未被国王委任审理宫廷阴谋的段落联系起来，基本可以肯定宰相也参与了宫廷阴谋。34这个信息同时告诉我们，佩皮一世在位至少二十一年之后遭遇了宫廷阴谋。
艾尔曼最早把诺姆的官吏在地方建造坟墓视为中央集权衰弱的征兆，他认为这种情况始于佩皮一世统治时期。35迈耶同意艾尔曼的观点；不过在他看来，地方官吏脱离中央控制的倾向早在第五王朝就出现了端倪。36有不少学者甚至单纯以金字塔的规模进行判断，认为从胡夫之后，古王国就已经开始走下坡路。37国王的权力日益受到不断扩大和复杂化的官吏系统的牵制，美国埃及学家海斯也谈到了国王的权力与官吏系统之间的张力；不过他同时强调，这种张力受到多方面的影响。38早在第五王朝，有不少在地方担任官职的官员们就已经开始在诺姆首府建造坟墓。39学者们以前普遍认为，第六王朝末期之前，绝大多数高级地方官员设法把坟墓建在都城；而他们情愿死后葬在诺姆则被学者们视为中央政权衰弱的证据之一。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矛盾一直存在，前者对后者拥有支配权，但是需要不断地做出妥协和让步，而后者竭尽全力扩大自身的利益，这种此消彼长的关系到了一定程度或者在受到其他因素影响的时候便失去了控制。
根据布罗瓦尔斯基的研究，直到第六王朝，包括宰相在内的官吏们在选择并最终确定墓址时需要征得国王的意见。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过分强调官吏们喜欢在远离都城的诺姆的首府长眠这一说法，不符合流传下来的文献。40与其说诺姆的权贵们削弱了中央政权，不如说国家对地方失去有效控制为地方提供了自行其是的空间。根据最新的研究结果，古王国末期的官吏阶层与第一中间期各个诺姆的权贵们之间并没有血缘上的关联。第五王朝和第六王朝的多位国王先后颁布减免特定神庙向王宫纳税或神庙附属人员完成劳役的义务，有的学者认为，这种做法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神庙的经济实力，减弱了国王的支配权。需要注意的是，在古王国时期，神庙是国家经济综合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学者们现在认为，即便是在新王国的阿肯那顿宗教改革时期，阿蒙神庙也并没有在经济方面对国家构成实质性威胁。41奥西里斯崇拜在尼乌塞瑞统治时期变得非常重要。42
三、环境变迁和尼罗河泛滥水位的降低
半个世纪以前，美国学者贝尔撰写长文论述气候变化与埃及第一中间期之间的密切关系。贝尔认为，持续时间长且程度非常严重的旱灾导致饥荒和社会动乱，最终后果是古王国的衰亡，她称第一中间期为“黑暗时代”。43贝尔名义上是从气象学、地质学等自然科学的角度考证古王国末期埃及社会受到的影响和发生的变化，不过，她依据的材料却主要是文字材料———官吏的自传和文学作品。多数学者相信，贝尔使用的自传尽管属于第一中间期，但它们多数是这一时期地方权贵们为了强调自身的功劳，有意夸大自然灾害，尤其是他们所属的诺姆以外的地区遭受的饥荒之作。贝尔引用的文学作品则与史实相去更远，因为它们的背景尽管设在第一中间期，但它们是在中王国时期的国王委托御用文人撰写的，目的是强调重新确立中央政权的合法性和必要性，控诉第一中间期王权衰弱时期的暗无天日。44
贝尔之后，有不少学者试图把气候变化带来的后果与古王国的结束联系在一起。45根据“帕勒莫石碑”，尼罗河泛滥水位直到第四王朝比较高，从第四王朝末期开始降低。考古发掘材料说明，所谓“新石器湿润期”在第五王朝时就已经结束，意味着埃及在第六王朝结束之前就已经经历了大约两个世纪相对干旱和尼罗河泛滥水位偏低的气候变化。46在阿斯旺一带的最新发掘反倒说明，在第一中间期，尼罗河泛滥水的水位比古王国平均水位略高。47巴尔-马修等人的研究结果证明，东地中海地区在大约距今4200至4050年期间经历了干旱时期，大约与埃及古王国末期吻合。48距今4000年之后，整个东地中海地区的气温有所下降，雨量也随之增多。这个转折与第一中间期末期和中王国初期相吻合。根据德国考古研究所在埃及阿斯旺地区进行的发掘，尼罗河泛滥水位在古王国时期持续降低。49捷克考古人员在阿布西尔等地进行长达数十年的发掘工作以后得出结论，在第六王朝时期，尼罗河泛滥水位降低和沙漠向河谷地带扩展的现象确实很严重。50
许多学者近来对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之间的关系持更加审慎的态度。他们认为，任何一个复杂社会都具有应对单一和短时灾害的能力。在探讨一个社会崩溃的时候，学者们以往主要依据文字文献和陶器；现在，不仅断代的技术手段提高了，而且学者们更多借助考古资料，把遗骨和花粉等数据纳入研究中，试图确认骨骼结构是否显示食物短缺，以便确定社会形态剧变背后复杂和持恒的物质文化。这些新的研究成果对戴蒙德等人的环境灾难说构成很有说服力的挑战。以往那种认为古王国崩溃之后随之而来的是内战、旱灾、饥荒和无政府状态的观点，主要是依据第一中间期地方权贵的自传和中王国时期的文学作品。地方权贵想在其管辖的范围内树立威信并且扩大自己的势力，最好的手段便是在危难时候保证手下民众的生计。恰好是从第一中间期流传下来许多地方权贵描述生前功绩的墓碑，其墓主人的自传中经常提到他们曾经如何应对旱灾和饥荒，称其他地方出现人吃人的现象时，他们管辖内的民众丰衣足食。51我们不应当完全否认这些自传讲述的内容属实，但应同时考虑到这些灾害的局部性，尤其是要注意到这些权贵所说的灾害构成了他们运作权力和强化自身地位的话语手段，正是灾害和灾难这个语境使得他们手中的权力合法，使得他们的统治地位变得必要。在成文于中王国时期的文学作品里，作者们将第一中间期与古王国进行比较，古王国时期是风调雨顺和百姓安居乐业的黄金时代，而第一中间期是黑白颠倒的混乱时期。他们从三个方面阐述第一中间期与古王国之间的巨大差别：其一，发生了前所未有的严重自然灾害，这些自然灾害的深层原因在于人的邪恶触犯了众神；其二，亲属、朋友、邻里乡亲之间原有的感情基础不复存在，曾经良好的人际关系被冷漠和仇恨所取代；其三，古老的、因而被看成是合乎常理的人与人之间在职业、等级、财产等方面的尊卑、高低和贫富等关系被颠倒。52
埃及境内尼罗河泛滥水位的高低主要取决于埃塞俄比亚高原的雨量，根据研究人员那里获得的气候数据看，古王国末期似乎没有因为少雨而导致尼罗河泛滥水位下降的痕迹。53在布策看来，强调环境的学者们不是以多学科和跨学科的方式具体和系统地考察环境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具体的环境变化如何影响了社会，而是片面强调环境变化的现象。54布策认为，把埃及古王国的兴起和没落与希腊、西亚甚至印度河流域文明的起伏分别与公元前2300年之前的湿润期和公元前2200年前后开始的干旱期联系在一起，55这种宏观的比较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但是很难在具体问题上提供有效和具有说服力的证据。布策反对把气候变化视为文明灭亡和国家崩溃的直接原因，他认为，气候环境变化只能是诸多因素之一。
麦卡纳尼和约菲等人强调了生活在不同政治模式下的人群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和采取的不同方式。他们的研究是对戴蒙德等人特别强调甚至夸大气候、环境对人类社会影响的直接回应。他们认为，应当仔细界定崩溃究竟意味着什么，然后再探讨诸如埃及古王国等政治体缘何和如何崩溃。他们认为，历史上因为人类自身导致的自然灾害而崩溃的社会并不多。56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不能把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与相关社会的崩溃之间建立简单的因果关系。57
关于古王国在外族入侵下灭亡的推测，最早由英国考古学家皮特里提出，他的主要依据是，第六王朝之后在埃及出现了与西亚居民相关的物品，其中最重要的是印章。58扬森-温克尔试图把外族入侵埃及与环境变迁联系在一起，他认为埃及遭受旱灾和饥荒的时候，西亚面临的危机更加严重，使得这一区域的居民向埃及迁徙，导致埃及古王国在第六王朝末期土崩瓦解。但是，他没有或者说无法说清楚这些西亚人原来居住在哪里，又出于何种原因和以何种形式侵略埃及。他能够提供的所有证据是，从第六王朝结束至第十二王朝之间，埃及没有对位于西奈的采石场和铜矿进行任何形式的开采。在他看来，这是尼罗河三角洲地区被外族占领的间接证据。在承认没有任何考古证据的同时，扬森-温克尔试图把《为马里卡瑞撰写的说教文》中有关西亚人的描写作为证据。59
四、对第一中间期的重新认识
上文已经提到，“第一中间期”这个概念最先由贝基于1929年引入埃及学界，他当时使用的措辞是“黑暗的第一中间期”（First Intermediate Dark Period),60仅从“黑暗”这个词，我们就能够很容易看出他对这一时间段做出的价值判断。在解释古王国没落问题的时候，多数学者主要依据流传下来的文献。一是因为，学者们通常认为这些能够“叙述”的材料更加可靠，二是因为考古材料非常有限。随着与古王国和第一中间期相关的考古发掘材料的持续增多，加上学界日益重视文献以外材料的取向，这些材料被用来补充和修正以往被视为确定无疑的观点。61
学者们争论的核心是，诺姆的总督们在统一国家走向分裂的过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这个问题之所以至关重要，一方面是因为有独立倾向的地方权贵只限于上埃及，换句话说，在孟菲斯这样传统上王权控制相对严密的地方，我们看不出中央集权从强到弱并被地方势力取代的过程。根据从上埃及流传下来的少量文献，我们无法弄清楚中央政府在古王国时期是究竟如何统治这片位于南部的国土的。另外一个问题是，我们不清楚中央政权是如何维系地方权贵的，以及这些地方权贵在古王国时期的政治基础是什么？他们是土生土长的本地官吏还是由国王从都城的官吏中选拔而来？我们对这些问题所知不多，但是在试图解释第一中间期的来龙去脉时必须考虑这些因素。
根据流传下来的零星的信息判断，第六王朝末期，王权就已经显得很不稳定，主要原因不是来自地方，而是宫廷内的王位和权力之争以及中央对地方无法实施有效的管理和控制，不过，它们可能只是加剧了业已出现的危机，并不是导致这一危机的直接原因，现在看来，以为地方权贵们通过获取各种特权弱化了王权的观点也站不住脚。62有些地方官宦家族在古王国末期确实到了权倾一时的程度，但是他们一直承认中央政府的权威；只是在统一的王权不复存在，而且需要自力更生的时候，这些地方权贵才开始自主行事。换句话说，他们逐渐独立只是中央集权衰弱的结果，而不是原因。此外，我们目前还无法弄清楚这些地方权贵的社会背景，也不知道他们究竟是如何崛起的。第六王朝前期的文献对他们只字未提，有的权贵只是第六王朝之后才出现。这一点也说明，只有局势已经变得不可救药之时，地方权贵们才变得跃跃欲试，可能还有一些之前名不见经传的人趁机夺取了诺姆的统治权。这种情况确实发生在伊德富和底比斯两个诺姆。至于那些在地理位置上更加靠北的诺姆（第九、第十二、第十三、第十五、第十六诺姆），它们与赫拉克利奥波利斯关系密切，因此，这些诺姆的首领可能主要是通过与其结盟来强化自身的地位。问题在于，我们对最早另立为王的赫拉克利奥波利斯权贵们的背景几乎一无所知，他们称王可能是对首都孟菲斯的王权解体的一种反应。从地理位置上说，赫拉克利奥波利斯靠近孟菲斯，随着中央政权的消失，它的掌权者起初可能完全是为了自保而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采取措施。换句话说，古王国末期在诺姆首府掌握实权的家族并不一定是在第一中间期崛起的地方权贵。前者的显赫地位和富有完全依赖于国王，而后者恰好借助天时地利并利用了王权衰弱的契机应运而生。63从这个角度看，把古王国末期中央集权制的终结归结在诺姆官吏身上有失偏颇。
经过几十年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们的研究，学界基本达成共识，原先被认为是描写第一中间期混乱状态的历史文献实际上是中王国御用文人创作的文学作品。64《伊普味陈辞》《纳夫提的预言》《一个厌世者与其灵魂的对话》《哈赫佩拉塞奈布的控诉》等文献以悲观的笔触描写第一中间期暗无天日和黑白颠倒的境况，曾经的富人变成了乞丐，从前的一无所有者如今腰缠万贯；衙门的档案被暴民烧毁；金字塔中的国王尸体被叛乱者扔在街头；入侵者在埃及横行霸道；人与人之间不再互助友爱，而是兄弟反目、父子残杀。不仅人世间原有的秩序消失，甚至太阳也被乌云遮蔽，尼罗河水浅得可以蹚水过河。65
如果埃及遭受普遍的灾难，怎会有曾经的穷人变成富翁的可能？上述成文于中王国时期的作品以极度悲观和绝望的笔调描画第一中间期的状况，因为它们的宗旨是阐述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必要性。相比之下，真正属于第一中间期的文献展现的是另一幅景象。这些文献也提到天灾人祸，但是从中看不到一丝悲观和绝望的痕迹。相反，这些灾难衬托了权贵们在其势力范围内的组织才能和巨大的号召力，这些前所未有的自然灾害彰显了他们绝对领导权的合法性。66需要说明的是，底比斯地方权贵的政权被马涅托视为第十一王朝，在这个王朝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第十二王朝统治者委托御用文人创作了上述描写第一中间期的文学作品。某种意义上，这些权贵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当其势力局限在底比斯的时候，他们强调保证辖区内供给的功劳，试图以此来使得手中的权力合法化；等到他们逐步扩张并最终把整个国家纳入自己麾下之后，原来各自为政的局面就被描写为暗无天日，因此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在他们看来，第一中间期令人绝望的境地只能依靠强有力的领袖借助恢复中央集权来结束。在详细描写令人痛心的局面以后，《纳夫提的预言》宣告一个救世主即将降临，这个即将拨乱反正、拯救陷入绝境的埃及的人正是重建统一王权的中王国君主。67
另外，越来越多的考古材料说明，所谓的第一中间期并非像我们从前所相信或想象的那样是经济萧条、民不聊生和文化倒退的黑暗时期。在这个时期，起主导作用的是地方权贵，他们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俨然一位君主，在统治模式和墓葬习俗上多承袭之前的国王，但同时又根据变化了的社会结构创造了许多新的理念。政治上，在第一中间期，原来的一个中心变成许多中心，权力格局上，原来是以国王为尖顶的大金字塔，此时则是以许多地方权贵家族为核心的众多小型金字塔。这一点尤其表现在墓葬方面。在我们通常称为古王国的大部分时间，都城孟菲斯以外保存下来的坟墓很少，包含值得一提的墓葬品的坟墓则少之又少。从古王国末期开始特别是在第一中间期，在孟菲斯以外的诺姆首府出现了规模很大的墓地，其中不少坟墓结构复杂、装饰华丽，墓葬品也很多，且质量有上升趋势。与此相对照，在古王国鼎盛时期，都城以外的坟墓只有微不足道的随葬品。第一中间期的墓葬品不仅包括诸如石质化妆品容器，用宝石制成的饰物和护身符，而且还有黄金器物。
我们由此可以说，财富的总量变化并不巨大，只是它的分配和占有形式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值得注意的是，多数随葬品不是特意为墓葬制造的，而是死者生前使用过的物品。这一点似乎更好地说明，在第一中间期，社会中上阶层享受了比较优越的物质生活。另外，在不少属于第一中间期的简陋坟墓中也出土了数量可观的随葬品，且是墓主人生前未曾使用过的，这意味着它们是专门为墓葬准备的。相反，在属于古王国的类似简陋坟墓中，数量不多的墓葬品无一例外是墓主人生前使用过的物品。这一点说明，拥有财物的阶层扩大了，而且许多人有能力制作或者购置来世所需的墓葬品。68如果把古王国墓葬和第一中间期的墓葬进行比较，第一中间期的坟墓中棺材和随葬品的数量明显增多，随葬品当中黄金制品也增加。69这些现象反映了墓主人生前的经济状况；也就是说，相对于古王国来说，在第一中间期有能力置办相对奢侈的墓葬的绝对人数增多了。70
在第一中间期的坟墓中，绿松石（来自西奈半岛）、青金石（来自阿富汗）、象牙（来自非洲内陆）等制品变得稀少，说明古王国时期那种由王室资助的长距离贸易基本停止，其原因一方面是国家陷入割据状态以后不利于长途贸易，另一方面，单一的地方权贵在整体实力上无法与之前的国王相比。71当然，写着国王名字的石质墓葬品也不再出现了，这些物品原来是国王对手下官吏的奖赏。72另外，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深入和发掘点的增多，古王国与第一中间期之间应当说既有传承也有断裂。许多第一中间期墓壁上的图画和文字无论在主题还是在艺术风格方面均与古王国时期一脉相承。73当然，因为需要墓葬品的人数增多，不少物品的质量有所下降。毕竟在古王国时期，能工巧匠集中在都城，他们受王室雇用。在宗教铭文方面，《金字塔铭文》在古王国时期被国王和少数王室成员垄断，在第一中间期被更加广泛的群体所沿用，不过引入了新的来世观念并提供了关于再生的全新的解释，逐渐成为《棺材铭文》。奥西里斯以及借助奥西里斯神话阐释的今生与来生之间的关系及转化构成了之后来世信仰的基石。重视家庭并借助家庭和家族的集体力量战胜死亡并赢得再生，这是《金字塔铭文》未曾有过的理念。事实上，古王国末期就开始出现一个坟墓里设置多个棺材室的现象，到了第一中间期，一个家庭甚至一个家族共用一个坟墓的情况增多，68与此相适应，《棺材铭文》中出现了诸如标题为“在来世集合家庭成员”的经文。这种坟墓犹如人世的房屋，所有成员使用同一个坟墓入口，但是拥有各自的棺材室，象征一家之主或一个家族的首领率领家人或族人战胜来世路上的艰险并抵达目的地。74这不仅在意象上表达了群体内的成员守望和相助的欲望或决心，而且把这种理念付诸实施。75
五、结语
关于埃及古王国为何以及如何没落，埃及学界内外许多学者试图从不同的角度提供令人信服的答案。有的学者曾经以为，第六王朝末的佩皮二世在位近一百年，晚年时完全失去了理政的能力，加上指望继承王位和觊觎王权的人数的增多，中央政权逐渐丧失了对地方的控制。有的学者试图从流传下来的文献中找到古王国没落的根源，认为尼托克里斯登上王位是埃及王位之争白热化和王权衰弱的重要标志。有的学者把埃及古王国没落的罪过加在地方权贵的头上，也有的学者把气候变化和环境恶化视为导致古王国没落的元凶。
综上不难看出，直到第八王朝结束，中央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对地方行使控制权，且地方权贵变得强大是中央政权弱化的结果，而不是根源。原来那种把古王国没落与环境联系在一起的做法也并非完全可信，因为多数学者试图把广义上的气候变化与倾向性明显的官吏自传和文学作品相对应，他们迄今为止无法提供环境恶化导致古王国没落和促成第一中间期动荡的直接证据。
我们首先应当承认“古王国”“第一中间期”这些概念本身存在问题，认识到埃及古王国并非像我们从前想象得那样在短时间内崩溃，古王国与第一中间期之间也并非毫无传承关系。事实上，古王国是法老文明成型期，诸如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张力，官吏们的裙带关系、管理部门之间界限不清和官职的职能重叠等属于先天性弊端，在第五王朝时期就已经开始恶化，但是整个国家机器仍然在一定程度上运转，一旦某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就会引起连锁反应。我们在文中看到，第五王朝和第六王朝多位国王试图借助联姻、婚配、设置官职、重用个别官吏、免除神庙赋税、提升特定神庙的地位等手段解决存在的问题。不过，假如系统性的缺陷长期无法得到弥补，任何补救措施可能都无济于事。以上所说的先天性弊端属于深层次问题，它们引发的问题以及在此过程中产生的连带效应，最终导致古王国在第八王朝之后结束。另外，随着古王国统一的王权逐渐衰弱，埃及并没有陷入中王国时期文学作品描写的那种暗无天日的混乱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称古王国崩溃并不恰当，使用没落甚至转型似乎更为合适。
需要注意的是，最近学界出现了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倾向。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学者莫过于耶鲁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司各特。他完全是从二手文献入手，试图对大多数“建制派”学者们的传统观点拨乱反正，他的书名和书中的章节题目具有浓厚的“反建制”色彩，其中一个题目为“称颂崩溃”。他认为，把埃及古王国视为一个合理的社会，把接下来的历史阶段命名为“第一中间期”的做法本身就已经具有明显的价值判断和歧视后者的意味；在他看来，埃及古王国没落以后的第一中间期为广大民众带来了难得的喘息机会，因为他们需要缴纳的赋税减少了，被迫完成的劳役也减轻了。76事实上，所谓穷苦人在第一中间期得以翻身，是司各特基于上文提到的中王国时期文学作品得出的并非可信的结论；为了强调第一中间期暗无天日和是非颠倒，这些作品称金字塔被起义者洗劫，曾经的穷人住上豪宅，原来的富豪沦为乞丐。基于此，司各特称古埃及第一中间期是“野蛮人的黄金时代”。77司各特离开古埃及具体社会语境得出这种结论，不仅难以说服多数人，而且也无助于我们在探讨社会变迁问题的研究中获得正确和对现实具有启发性意义的结论。
注释
1K.W.Butzer,"Collapse, environment, and society",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Vol. 109,2012, p.3632.
2A. Lawler,"Collapse? What collapse? Societal change revisited", Science, New Series Vol.330,2010,p.907.
3P.A.McAnany and N. Yoffee,"Why we question collapse and study human resilience, ecological vulnerability, and the aftermath of empire", in P. A. McAnany and N. Yoffee eds., Questioning Collapse:Human Resilience,Ecological Vulnerability, and the Aftermath of Empire,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11.
4G.D.Middleton,"Nothing lasts forever:Environmental discourses on the collapse of past societies",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Vol.20, 2012, pp.261~262.
5(1)C.C.J.Bunsen, Aegyptens Stelle in der Weltgeschichte, Vol.Ⅰ, Hamburg:Friedrich Perthes, 1845, p.69.
6(2)E. Meyer, Aegyptische Chronologie, Berlin:Verlage der Königli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1904,p.174;E.Meyer, Geschichte des Altertums, I,2, Stuttgart-Berlin:J.G.Cotta, 1913, p.240.
7(3)J.Baikie, A History of Egypt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Ende of theⅩⅧth Dynasty, Vol.Ⅰ, London:A&C Black, 1929,p.217.
8(4)J. Malek,"The original version of the Royal Canon of Turin", Journal of Egyptian Archaeology, Vol.68,1982, pp.93~94.
9(5)(7)J.Malek,"The Old Kingdom(c.2686-2160 BC), in I. Shaw ed.,The Oxford History of Ancient Egypt, Oxford an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 pp.84;88~91.
10(6)L.K. Sabbahy, The King's mother in the Old Kingdom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tile s#t-ntr", Studien zur Altägyptischen Kultur, Vol.25, 1998,p.308.
11(8)W.Kaiser,"Zu den Sonnenheiligtümern der 5. Dynastie", Mittelungen des deutschen Archäologischen Instituts Abteilung Kairo,Vol.14,1956,pp.114~115.
12(9)D. O'Connor,"Political Systems and Archaeological Data in Egypt:2600-1780 B.C.", World Archaeology, Vol.6, 1974, p.18.
13(1)(2)(5)J.Malek,"The Old Kingdom(c.2686-2160 BC)", in I. Shaw ed., The Oxford History of Ancient Egypt,pp.102;100;103.
14(3)M.Bárta,"Long term or short term? Climate change and the demise of the Old Kingdom", in S. Kerner et al. eds., Climate and Ancient Societies, Copenhagen:Museum Tusculanum Press, 2015, p.185.
15(4)M.Bárta,"Egyptian kingship during the Old Kingdom", in J.A. Hill eds.Experiencing Power, Generating Authority. Cosmos, Politics, and the Ideology of Kingship in Ancient Egypt and Mesopotamia, 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Museum of Archaeology and Anthropology,2013, p.273.
16(6)M.Bárta, Journey to the West. The world of the Old Kingdom tombsin Ancient Egypt,Prague:Charles University,2011, p.198.
17(1)M.Bárta, Journey to the West.The world of the Old Kingdom tombsin Ancient Egypt, p.208.
18(2)H.Goedicke,"The Abydene Marriage of Pepi I",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Vol.75, 1955, p.180.
19(3)Y.Gourdon,"Le nom des epouses abydeniennes de Pepy Ier et la formule de serment a la fin de'Ancien Empire'", Bulletin de l'Institut Français d'Archéologie Orientale, Vol.106,2006,p.104.
20(4)M.Bárta,"Egyptian kingship during the Old Kingdom", in J.A. Hill eds., Experiencing Power, Generating Authority. Cosmos, Politics, and the Ideology of Kingship in Ancient Egypt and Mesopotamia, 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Museum of Archaeology and Anthropology, 2013, p.269.
21(5)N. Grimal, A History of Egypt, translated by I. Shaw, Oxford:Blackwell, 1992, p.89.
22(6)K.W.Butzer,"Collapse, environment, and society",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Vol.109, 2012, p.3633.
23(1)J.Malek,"The Old Kingdom(c.2686-2160 BC)", in I. Shaw ed., The Oxford History of Ancient Egypt,pp.105~107.
24(2)希罗多德:《历史》第2卷,第100节,为了给被谋杀的丈夫报仇,尼托克里斯邀请那些涉嫌暗杀的官吏们到一个隐藏的地下大厅,名义上是参加宴会,等他们酒足饭饱之时,尼托克里斯引入尼罗河水,淹死了所有在场的人。根据这些传奇,学者们曾经以为,尼托克里斯是佩皮一世的女儿,为麦瑞恩瑞和佩皮二世的妹妹,先后嫁给麦瑞恩瑞和佩皮二世。参见P.E.Newberry,"Queen Nitocris of the Sixth Dynasty", The Journal of Egyptian Archaeology, Vol.29,1943, p.51.
25(2)K.Ryholt,"The late Old Kingdom in the Turin king-list and the identity of Nitocris", Zeitschrift fürägyptische Sprache und Altertumskunde, Vol.127,2000,pp.92~93.
26(4)H.Papazian,"The State of Egypt in the Eighth Dynasty",in P. Der Manuelian and T. Schneide eds., Towards a New History for the Egyptian Old Kingdom. Perspectives on the Pyramid Age, Leiden and Boston:Brill,2015, p.396.
27(5)S. Seidlmayer,"The First Intermediate Period(c.2160-2055 BC)", in I. Shaw ed., The Oxford History of Ancient Egypt, p.108.
28(6)R. Müller-Wollermann."End of the Old Kingdom", in W. Grajetzki and W. Wendrich eds., UCLA Encyclopedia of Egyptology,Los Angeles, 2014, pp.1~2.
29(7)S. Seidlmayer,"The First Intermediate Period(c.2160-2055 BC)", in I. Shaw ed., The Oxford History of Ancient Egypt,p.130.
30(1)(4)M.Bárta,"Egyptian kingship during the Old Kingdom",in J.A.Hill eds.,Experiencing Power,Generating Authority.Cosmos,Politics,and the Ideology of Kingship in Ancient Egypt and Mesopotamia,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Museum of Archaeology and Anthropology,2013,pp.270;271~273.
31(2)D.P.Silverman,"The Threat-Formula and Biographical Text in the Tomb of Hezi at Saqqara",Joumal of the American Research Center in Egypt,Vol.37,2000,p.6.
32(3)P.F.Dorman,"The Biographical Inscription of Ptahshepses from Saqqara:A Newly Identified Fragment",The Journal of Egyptian Archaeology,Vol.88,2002,p-109.
33(5)N.Kanawati,Conspiracies in the Egyptian Palace.Unis to Pepy I,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3,pp.157~160.
34(6)J.Richards,"Text and Context in late Old Kingdom Egypt:The Archaeology and Historiography of Weni the Elder",Journal of American Research Center in Egypt,Vol.39,2002,pp.90~93.
35(1)H.Goedicke,"An Approximate Date for the Harem Investigation under PepyⅠ",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Vol.74,1954,pp.88~89.
36(2)A.Erman,Aegypten und aegyptisches Leben im Altertum,Vol.I,Tübingen:Verlag der H.Lauppschen Buchhandlung,1885,p.66.
37(3)E.Meyer,Geschichte des AltenÄgyptens,Berlin:G.Grote,1887,pp.131~132.
38(4)M.Verner,"Old Kingdom:An Overview",in D.Redford,ed.,The Oxford Encyclopedia of Ancient Egypt,Vol.2,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588.
39(5)W.C.Hayes,A Papyrus of the Late Middle Kingdom.Wilbour Monographs V,New York:The Brooklyn Museum,1972,p.148.
40(6)J.Malek,"The Old Kingdom(c.2686-2160 BC)",in I.Shaw ed.,The Oxford History of Ancient Egypt,p.101.
41(7)E.Brovarski,"Abydos in the Old Kingdom and First Intermediate Period:PartⅠ",in C.Berger eds.,HommagesàJean Leclant,Vol.Ⅰ,Cairo:Institut Français d'archéologie orientale,1994,pp.119~121.
42(8)E.Priglinger,"Texte und ihre Interpretation zum Niedergang des Alten Reiches",in G.Neunert eds.,Text:Wissen-WirkungWahrnehmung,Wiesbaden:Harrassowitz Verlag,2015,p.184.
43(9)M.Bárta and V.Dulíková,"Divine and Terrestrial:The Rhetoric of Power in Ancient Egypt",in F.Coppens eds.,7.Symposium zur Konigsideologie/7th Symposium on Egyptian Royal Ideology:Royal versus Divine Authority,Wiesbaden:Harrassowitz Verlag,2016,p.42.
44(10)B.Bell,"The Dark Ages in Ancient History.I.The First Dark Age in Egypt",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Vol,75,1971,pp,2~5.
45(1)E.Priglinger,"Texte und ihre Interpretation zum Niedergang des Alten Reiches",in G.Neunert eds.,Text:Wissen-Wirkung-ahrne hmung,Wiesbaden:Harrassowitz Verlag,2015,p.182.
46(2)N.Moeller,"The First Intermediate Period:A Time of Famine and Climate Change?”,A&L,Vol.15,2005,pp.165~167.
47(3)M.Bárta,"Long term or short term?Climate change and the demise of the Old Kingdom",in S.Kerner eds.,Climate and Ancient Societies,Copenhagen:Museum Tusculanum Press,2015,p.182.
48(4)S.Seidlmayer,"The First Intermediate Period(c.2160-2055 BC)",in I.Shaw ed.,The Oxford History of Ancient Egypt,p.1 19.
49(5)M.Bar-Matthews and A.Ayalon,"Mid-Holocene climate variations revealed by high-resolution speleothem records from Soreq Cave,Israel and their correlation with cultural changes",The Holocene,Vol.21,2011,pp.168~171.
50(6)M.Ziermann,"Südstadt:Tiefschnitt im Bereich der ehemaligen Senke zwischen Ost-und Westinsel",in W.Kaiser eds.,Stadt und Tempel von Elephantine,21/22.Grabungsbericht,Kairo:Deutsches Archäologisches Institut,1995,pp.138~140.
51(7)M.Bárta and A.Bezdik,"Beetles and the Decline of the Old Kingdom",in M.Bárta and H.Vymazalováeds.,Chronology and Archaeology in Ancient Egypt(The Third Millennium B.C.),Prague:Institute of Egyptology,2008,pp.222~224.
52(8)S.Seidlmayer,"The First Intermediate Period(c.2160-2055 BC)",in I.Shaw ed.,The Oxford History of Ancient Egypt,p.120.
53(9)W.Helck,Die Prophezeiung des Wiesbaden:Harrassowitz,1970,p.42;O.Kaiser,Texte aus der Umwelt des Alten Testaments,Bd.Ⅱ,Gütersloh:Bertelsmann,1986,p.107.
54(1)A. Lawler,"Collapse? What collapse? Societal change revisited", Science, New Series, Vol.330,2010, p.908.
55(2)K W. Buter,"Collapse, environment, and society",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Vol.109,2012, p.3633.
56(3)H. Weiss and R. S. Bradley,"What Drives Societal Collapse?", Science,New Series, Vol.291,2001, p.610.
57(4)P.A.McAnany and N.Yoffee,"Why we question collapse and study human resilience, ecological vulnerability, and the aftermath of empire",in P.A.McAnany and N. Yoffee eds., Questioning Collapse:Human Resilience, Ecological Vulnerability, and the Aftermath of Empire,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pp.10~11.
58(5)L. A.Maher,"Oasis or mirage? Assessing the role of abrupt climatechange it the prehistory of the southern Levant", Cambridge Archaeological Journal, Vol.21,2011, p.3.
59(6)W.M. F. Petrie, A History of Egypt from the Earliest Kings to theⅩⅥth Dynasty, London:Methuen, 1894, pp.117~119.
60(7)K. Jansen-Winkeln,"Der Untergang des Alten Reiches", Orientalia, Vol.79, 2010, pp.284~285.
61(8)J.Baikie,A History of Egypt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Ende of theⅩⅧth Dynasty, Vol. I, London:A&C Black, 1929, p.217.
62(9)J.Richards,"Spatial and verbal rhetorics of power:Constructing late Old Kingdom history",Journal of Egyptian History, Vol.3, 2010,pp.339~340.
63(1)K.Jansen-Winekln,"Der Untergang des Alten Reiches",Orientalia,Vol.79,2010,pp.286~288.
64(2)S.Seidlmayer,"The First Intermediate Period(c.2160-2055 BC)",in I.Shaw ed.,The Oxford History ofA ncient Egypt,p.117.
65(3)J.Gee,"Did the Old Kingdom collapse?A new view of the First Intermediate Period",in P.Der Manuelian and T.Schneider eds.,Towards a New History for the Egyptian Old Kingdom.Perspectives on the Pyramid Age,Leiden and Boston:Brill,2005,p.72.
66(4)P.Seibert,Die Charakteristik.Untersuchungen zu einer altaegyptischun Sprechsitte und ihren Auspragungen in Folklore und Literatur,Wiesbaden:Harrassowitz,1967,pp.20~23.
67(5)L.D.Morenz,"Hungersnöte in der Ersten Zwischenzeit zwischen Topos und Realitat",Discussions in Egyptology,Vol.42,1998,pp.84~86.S.Seidlmayer,"The First Intermediate Period(c.2160-2055 BC)",in I.Shaw ed.,The Oxford History of Ancient Egypt,p.135.
68(1)W.Schenkel,"Sonst-Jetzt.Variationen eines literarischen Formelements",Die Welt des Orients,Vol.15,1984,p.51.
69(2)(8)S.Seidlmayer,"The First Intermediate Period(c.2160-2055 BC)"in I.Shaw ed.,The Oxford History of Ancient Egypt,pp.114;115.
70(3)G.Brunton,Mostagedda,London:British Museum,1937,pp.105~107.
71(4)S.Seidlmayer,"Wirtschaftliche und gesellschaftliche Entwicklung imübergang vom Alten zum Mittleren Reich Ein Beitrag zur Archaologie der Gräberfelder der Region Qau-Matmar in der Ersten Zwischenzeit",in J.Assmann eds.,Problems and Priorities in Egyptian Archaeology,London and New York:Kegan Paul International,1987,pp.210~214.
72(5)G.Brunton,Qau and Badari,Vol.Ⅱ,London:Egypian Research Account,1927,p.20.
73(6)D.O'Connor,"Political systems and archaeological data in Egypt:2600-1780 B.C.",World Archaeology,Vol.6,1974,p.27.
74(7)M.del Carmen Perez-Die,"The ancient necropolis at Ehnasya el-Medina",Egyptian Archaeology,Vol.24,2004,pp.22~24.
75(1)这些家庭或家族成员的棺材室在结构和规模上显现出差别,有些棺材室通往地面的竖井特别长,有的显得特别宽敞并拥有更多随葬品。从中再一次看到社会结构由单一金字塔向众多金字塔转化的倾向,不过不会出现司各特所希望的平等社会。
76(2)E.Priglinger,"Texte und ihre Interpretation zum Niedergang des Alten Reiches",in G.Neunert eds.,Text:Wissen-Wirkung-Wah rnehmung,Wiesbaden:Harrassowitz Verlag,2015,p.185.
77(3)J.C.Scott,Against the Grain.A Deep History of The Earliest States,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17,pp.215~216.
78(4)M.B.Tauger,"Not by Grain Alone",Agricultural History,Vol.92,2018,p.432.
